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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纠缠、异变的历史视像——孔千笔下的津门景观与现代叙事

2018-01-11 17:27:54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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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千素来以素描的造型修养和创造力著称,他的素描在很多年间给艺术界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年的展览“不合时宜:孔千绘画三十年(1983-2016)”,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该展对孔千丰富、奇特的油画做了一次总体性的呈现,对不少画家来说,这是一次“震惊&rdqu…

  孔千素来以素描的造型修养和创造力著称,他的素描在很多年间给艺术界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年的展览“不合时宜:孔千绘画三十年(1983-2016)”,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该展对孔千丰富、奇特的油画做了一次总体性的呈现,对不少画家来说,这是一次“震惊”的观看旅程。他的绘画,无论素描抑或油画,都极为注重造型的奇异感,同时还要保持尽可能出色的形式质量,形的各种延展性与对景观的编织与改造相呼应,画家在其中导入社会-历史-文化-人性的多样话题,形成了富于认知意义的绘画奇景。近期,他创作了一组数量可观的绘画,包括油画和纸上作品,主要以天津的人文、历史、现实生活为主题,通过对天津这座城市近代及现代化历程的追述和想象,构建了一套关于中国现代性起源及演进的视觉叙事,既包含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普遍性议题,也深深地打上了孔千个人感性的烙印,这些津门景象都透露出他个人“异质”的气味和视野。作为画家的孔千,对视觉规律和造型强度的钻研和追求近乎痴狂,自创作生涯伊始就大量进行实验,对形状、体量、线条、结构、空间的体验和分析非常深入,就此而论,国内很多画家望尘莫及。他的造型、语言研究从来都与个人感性牢牢紧贴,因而这些出挑的形皆具有浓烈的个性色彩,这特质不仅来自画家的视觉实践,也来自他对个体文化处境和身份的不断确认与追究,这种自觉在进入21世纪之后越发明显。

  天津,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标本性的存在,是高度浓缩百年风云变幻的文化场。曾作为京师门户的天津,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前线,西潮东来借助天津进入华北,列强的炮火与刺激在天津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天津的现代史不可谓不激烈,不可谓不精彩。一百多年来,中西、土洋、新旧、强弱等多种二元冲突-融合在此地发生着,大到信仰、伦理、政治、文化、习俗、常识,小到餐饮、交通、服装、艺术无不包含着极为混杂的含义。从文化史的宏观视角来看,中国历史大概从未出现过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这样剧烈、激荡的变化,天津是“天下”巨变的缩影,“天下”的崩溃、颠覆与变化、重建,公理的分裂、启蒙的坎坷都在这里上演。天津曾是皇城门户和北洋首府,这里的民众自有一份文化认同感在,这文化尊严在西潮猛冲下产生的异变也具有典型意义。天津是港口城市,海与河既是入口又是出口,文化新潮时时洗刷又逝去,天津百姓的生活与港口、西潮总撇不开关系,民粹化与趋新化并行展开,海与河逐渐有了超越地理含义的文化象征性。天津自清后期就是北方最早进入现代市民社会的区域,市井文化的特征在此地体现得淋漓尽致,民间社会的活跃与琐碎,散发着浓烈的世俗气味,人的肉身反应和野性品行也被宽容对待,可谓众声喧哗。孔千在这里生活、成长、工作至今,对天津的多重历史性体会至深,他的地方性自觉自然而然得以萌生。为了深入这一丰富的世界中去寻觅可资绘画表现的素材,孔千选择了城市建筑,并以此作为依据来构建他关于这座城市的视觉叙述。建筑凝聚了这座城市的荣辱沧桑,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进程,建筑作为固定、安静、沉默的物,它不得不接受来自未知方向的他者冲击,每一次冲击都带来不同的信息、留下不同的印记,作为人间变迁见证的建筑不仅目击了纷繁事件的发生、消亡,同时它的面目和躯体也在巨变中不断被塑造、篡改、掩饰、装扮。看似坚固伟岸的建筑,在历史面前是脆弱的,也是善变的,它像某种活物一样有了生命感,因为一直在变动,它们不是遗迹,仍在现实及意识世界中参与当下天津本地性的生成与更新。变动中的建筑及城市空间又是公共经验的承载者,孔千绘画中涉及的建筑与风景,正是20世纪以来天津人生活世界的轴心,亦是公众意识、话语被制造和散播的中心,这是关于政治、文化的观念化风景图像。

  在完成于2009年的《走天丝》中,一条通天大路的两边分列各类中、西建筑物,皆似有机生物蠢蠢欲动,中天白云上走天丝的人象征着两个文化巨兽的对峙和交媾,画中所选取的建筑形象皆来自天津各地有特点的建筑形制,暗示这座城市在20世纪泾渭分明的中西对抗与角逐,这张画在孔千所描绘的建筑题材绘画中像一个纲领;《火烧望海楼》泛起历史沉渣,洋务主将、中兴名臣曾国藩与洋教、朝廷、国人的纠缠关系在火光中显现,国民和官方面对西方时的内部冲突与统合困境引人深思;《遥望袁公馆》中海河东岸一幢小洋楼安静地“端坐”,这里曾是袁世凯的私宅,它不动声色地目睹近代津门的开发和北洋的崛起;《劝业场》画的是一座现代商场,清末民初时这里的无限繁华在今天换了人间,建筑下面拥挤的人群熙熙攘攘,似乎是众生世相的符号,这种意象在此后的多幅绘画中频繁出现。《玉皇阁与仁慈堂》将中国道教建筑与天主教建筑并置一起,现今存立的清虚阁是曾经规模宏大的玉皇阁建筑群中仅存的一座,仍沿用“玉皇阁”之名,曾爆发天津教案的仁慈堂,也曾是广纳悔者、收留孤儿的机构,文化之间内在的对抗性与必然的融合性在这繁华都市中并存,对立、冲突与信仰、救赎都在资本洪流里被化解无形。在近两年的新作中,地藏庙、戈登堂、儒星门、四面钟、大红楼、文星阁、竞技场、食街、中惠楼等地标建筑被集中表现,皆依照画家心理的体验与空间感被改造、重建,在透视、比例、形状、体量方面都发生了异变,陌生又熟悉。这些建筑多在近百年间充当津门的空间坐标,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地藏庙、儒星门直到今天仍负担着市民信仰的使命,戈登堂、四面钟是殖民与文化对冲的证物,食街、风情街关乎市民的食色大欲。孔千在塑造这些建筑及周围环境时,一方面着力描绘这些建筑的功能意义,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赋予这些建筑与城市空间魔幻色彩,其间不知名姓的各色人物像走失灵魂的羔羊,在一种无形焦虑和奔忙中盲目地追寻未知的欲念。

  除了表现这些著名景观,孔千也画了不少凡人日常生活的世相,比如《九排电梯》、《高架桥上的火车》、《走过屌丝宿舍》、《晨曦独钓》、《和谐号》这类作品,将重点放在揭示当下群体的精神状态方面,这些生活气息浓郁的场面在绮丽怪诞的形色关系中也呈现出一种戏剧性,比如在《拆毁十字架》、《深夜游行》中就体现得很明显。这两幅画所述是天津重要的两个历史时刻,是新价值观将旧价值观击碎的时刻。新与旧,是在近代进化论意识形态下形成的一对概念,进化论奠定了现代中国“新永远胜过旧、新永远超越旧”的绝对观念,但国人往往不去追问高频产生的“新事物”、“新观念”具体的历史含义和社会后果,在群体狂热中不假思索地呼唤“新”的降临,有时这种呼唤与追求变成了嘉年华式的狂欢,有时也会引发群体式的疯癫。对某些旧价值的果断抛弃,使城市文化的多样性遭到了压抑,更重要的是多元现代化的选择机会被粗暴的历史巨兽剥夺,造成了无法回头的社会转向。孔千对这类异变非常敏感,更何况发生在天津的这类事件,他亲身经历过不少,用一种荒诞、神秘的氛围置换了当年的新奇、惊诧甚至恐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隐晦、幽暗的慨叹与遐想。除了直接描绘历史事件,画家也将一些城市新闻以神话般的方式展现出来,比如《一小时暴雨》,与他记忆中的一次大暴雨有关,画中的天上之水在人间疯狂倾泻,似乎在暗示天道与人世的沟通与连接,周遭高耸的巨厦高楼在神迹般的天雨之下黯然失色、死气沉沉。时空变迁总是与某种寓言幻象相关,在《鸟瞰丛林屋》中,两只飞翔鸟在空中交谈,远处是一片支离破碎的城市远景,这两只鸟在城市的空气中似受到污染而引发了病变,生命的伤残与斑驳、刺目的颜色暗示着这些生灵正在突变,城市楼房的轮廓线被尖锐的黑线勾画得非常锋利,线的因素被强化,体、面的意味被减弱,进一步加强了画面的非理性气息。

  孔千几十年来形成的绘画意识在近期新作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他像以前一样对任何形象都倾力塑造,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明显的局部形状和色彩,画面的整体氛围仍总是笼罩着异色,叙事总是荒诞神秘,画家仍大胆拉扯画面的空间感和透视感,笔触强悍执拗。同时,他在色彩方面做了新尝试,提升了色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色相更加细腻丰富,补色的运用更明显,颇有些印象派作风,与此相关,笔触与光色效果相呼应,形色关系的咬合更严密,具象的程度有所提升。不可否认的是,他原来绘画中的拧巴、苦涩、沉重、生猛在更悦目、温润、协调的色调中有所减弱,技术的可控性在提高,在更熟稔的形塑中,新作的画面有略微常规化的迹象。显然,孔千在这些绘画中有意尝试解决他心中徘徊已久的色彩问题,在他看来,无论是对形的研究,还是对色彩的表现,都是画家的关键技能,皆构成绘画质量的基础,他过去的色彩作风更倾向主观的表现主义方法,而近期则试图在精神化的大基调中去把握微观的色彩关系。或许,合乎教养的色彩能力,是他耿耿于怀的心结,毕竟他早先的画面色彩是那样奇诡阴晦。但在笔者看来,所谓的高级色彩对于孔千的独特感性而言未必能够增色,因为他的个体感知早已远超常规经验,印象主义的色彩框架根本无法吻合他的表达需要。他的这种努力只能看作画家自我训练、自我较劲的一种偏执实践,但这种趋向理性化的技术调整有可能限制画家对个体感性的表达,这些限制是否能激发出别样的力量尚需观察。他几十年来的绘画历程,一直高度重视绘画本体研究,同时也高度重视对个体感受的直觉表现,这二者两翼齐飞,又被他强行进行糅合,这对一个画家而言是一个终极性的挑战,他是在不断回应这类挑战的过程中成长的,近期的语言研究也必将是阶段性的工作。

  孔千与中国大部分画家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以顽强态度同时处理绘画本体问题和表达问题。历史的回声、现实的刺激、人性的变异,是孔千持续关注的表达内容,绘画的造型、色彩、空间、形式、质感、肌理等语言学问,他也花了大气力去钻研。一味追求本体纯化的画家,或致力于图解社会现实的画家,在中国都很普遍,但同时触及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和绘画本体问题的画家,并不多见。孔千自觉自愿地直面这两个艰巨任务,这种共时性大大增加了实践的难度。在他笔下,天津的景观与历史纠缠不清,在整体上构成了关于中国现代性演变的视觉样本,连接了往昔与当下的内在时空关系,启蒙与革命在天津交替上演,外来的冲击与本土的固守也不断在这些画面中拉锯、冲突、中和。他所选取的景象和风物都是凝聚公众记忆和集体运动的“名迹”,他的画笔与感性围绕这些“名迹”的传奇展开个人化想象,真假虚实在历史重述中难分难解,过往时代不再是纵向连续的历时逻辑,而是像同时性的片段在当下的混沌时刻多重交叠,被招引聚集的众多时代幽灵,再次印证历史注定将被后设的眼光所打量、质询,而孔千绘画的异质性使历史图景更具认知的开放性,画中建立的津门现代史无关史学定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个危机时刻和庸常时光的交汇,虽然其中面包含了反思、批判、审视与体悟,但这一切反应都以高度肉身化的方式统合,增加了我们感知现实-历史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启示与体验不仅关乎天津的地方史,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极端复杂、矛盾的感性逻辑的揭示。

  2017/11/9 于重庆

(责任编辑: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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