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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栏】杨卫:我的中学

2017-12-13 08:24:54 来源: 未知 作者: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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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的中学,像坐过山车,如果不静下心来回忆,自己都可能会忘了到底读过多少学校。这是顽皮少年的苦恼人生:年少时,让父母头痛;长大后,回忆过去,却让自己头痛。 我读书的时候,正值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先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向了后来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到1975年才发蒙读书,只…

  山东之行

  1983年初夏,我从张家塞中学退学,又重新回到了益阳城里。此时的益阳街上,仍然充满了躁动和不安。父母早被我在乡间所做的一系列出格行为,而吓坏了,气愤不已;眼看我回城后,又要跟那些社会青年掺和到一起,自然更是心急如焚。于是,他们再度商量后,决定还是把我送回更远的山东老家,以杜绝不良风气对我的影响。

  我的老家在山东泰安,父亲1935年出生于此。虽然父亲的家境并不太富裕,但尊孔崇儒的爷爷,却非常重视教育,倾心培养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姊妹读书。父亲喜爱读书,于五十年代初考上了山东莱芜师范,临近毕业时,西安邮电学校来要人,希望从莱芜师范挑一批优秀生,培养做报务员,为新中国的报务建设出力。父亲因为成绩优异被选中,从此便离开山东,先是去西安读书,后又分配至湖南,再后来又落户到了益阳。我成为益阳人,便是因为父亲的南下。这就是命运的机缘,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因为父亲为山东人的缘故,儿时的我,也常会随父母回老家探亲。但是,一般呆的时间,都不会太长。而1983年这一次,却比较特殊,我在泰安老家,竟然足足呆了二个多月。其原因,首先当然是父母不希望我回益阳;其次,我自己也长大了,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行动,在老家天马行空、自由自在地玩弄,也就不怎么想回益阳了。那时,我奶奶还健在,老人都是隔代亲,我又是我们这一辈里年龄最小的男孩,所以,奶奶格外地宠我。正是在奶奶的呵护与宠爱之下,老家的上上下下,几乎没人敢管我。因此,我在老家也就真正体会到了自由放飞的感觉。

  那时,正值夏日,是北方农作物,如玉米、高粱等,即将收获的季节。所以,在乡间旷野,在田塍土埂,到处都能看到绿油油的玉米,以及穗儿红红的高梁。那番景象,跟南方尤其是湖区的乡村,迥然不同。湖区种植的是水稻,矮小细嫩,站在田埂之上,可以一览无余;而北方,则盛产玉米和高梁,它们生长在黄土地上,高耸挺拔,甚至可以为人们遮荫挡雨。我在山东老家时,就经常独自钻进高梁地和玉米丛,去享受那份惬意与宁静;也经常一个人流连于村外的小树林,追逐于闪烁的光影,与瑟瑟的微风并行。由此,我感受了南北的差异,也理解了性格的不同。

山东老家的高梁地。

  那年,我呆在山东老家,还有两件事情,值得记录:其一,是我在一个堂哥的指导下,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这为我后来的出行,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其二,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二王事件”,竟然也波及到了我老家的乡村。当我在镇上、在村头,不时地看到通缉“二王”的布告时,我体会到了空气中日益弥漫的紧张气氛,也隐隐地感觉到,中国可能又会有大事要发生……

  缝纫机厂子弟学校

 

  1983年盛夏,在父母的催促之下,我告别山东老家的亲戚,重新回到益阳。当初,送我去山东,是父母;现在,催我回来,也是父母。原因就是由于奶奶的宠爱。本来,父母送我去山东,是想让我疏远于益阳的环境,在山东好好读书。不想,我却在奶奶的庇护之下,不仅一天书没读,而且还经常在老家调皮捣蛋,弄得整个家族都围着我转。父母知道这些情况后,深为焦虑,也甚为后悔,只好又催促我回益阳。于是,我也就再次告别山东老家,回到了生我养我的益阳。

  回到益阳,已临近开学,我又要再次面临读书的问题。父母又开始头痛了,原来的学校不可能再要我,那我还能去哪里呢?父母思量再三,最后选择了一条退路,那就是把我放到母亲的单位----益阳缝纫机厂的子弟学校插班。在父母看来,这样可以给我换个新的环境,远离原来的乌烟瘴气。因为益阳缝纫机厂子弟学校不在市区,离城较远,而且母亲在那里上班,可以陪我出行,把我看管起来。这就是当初父母把我送往缝纫机厂子弟学校读书,所打的如意算盘。然而,情况却远非他们所想,也不受他们控制。因为我小学曾在益阳缝纫机厂子弟学校读过书,故而,那里上上下下我都很熟悉。如今我降级插班过来,原来的同学,都已到初三了。如此一来,我似乎又重复了大渡口中学的经历,很快便跟高年级的那些捣蛋鬼们打成了一片。

  益阳缝纫机厂子弟学校,是一所厂矿学校,原来只有小学,后又增设了初中。但尽管学校包含了小学与初中,可规模并不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全校师生加起来,不过二三百人,一个U型两层小楼,便可以全部包裹在里面。学校位于益阳缝纫机厂家属区边上:一边是一条通往厂区和家属区的大路;一边则是一个半悬崖,只有一条小路,从悬崖往下延伸,通往当年的梓山村水库和益阳麻纺厂等地。那时,我放学回家,会经常走这条小路。因为走这条小路,穿过麻纺厂,再到赫山庙坐公交车回我们住的桃花仑,要比在缝纫机厂门口坐车,便宜4分钱。我每天攒下4分钱(上学一般都是随母亲出行),一个月便能省出一块多,再加上父母平时给的零花钱,可以买一两条烟(当时一包常德烟是2毛6)。这就是我当年的计划经济。

随着下岗潮的席卷,缝纫机厂子弟小学也早已荒废。这是几年前朋友拍的学校照片,已成一片废墟。

  现在回想起来,我学会抽烟,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有好几个调皮鬼都抽烟,所以,你来我往地相互递烟,也就很快上瘾了。那时候,每到下课,别的同学玩游戏,跑厕所;而我们几个家伙,则会三三两两地蹭过墙角,拐到U型楼的背面去抽几口。那呑云吐雾的场景,颇为壮观,也极为魔幻,根本不像是在一个学校,倒像是在云上的日子。这可能正是子弟学校的弊端吧!因为都是一个单位的子弟,老师不敢严管,也就出现了这种听之任之的局面。

  当然,这一切我父母并不知道。他们总以为,我们学校远离了城市,应该污染也会少些。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他们还专门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以弥补这个远距离带来的不便。却不曾想,我有了自行车以后,更是如虎添翼了。以至于后来我每到放学,都会利用这个放学回家的时间差,骑着自行车到街上去溜一圈。慢慢地,我也就跟街上的那些“混混”们又接上了头。

1984年,父母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从此我如虎添翼,有更多机会逗留于街上了。

  我在益阳缝纫机厂子弟学校读书期间,印象最深的经历,就是1983年的“严打”。其实,早在我进缝纫机厂子弟学校之前,“严打”就已经拉开了帷幕。追溯起来,它应该是始于1983年初夏,也就是“二王”事件刚刚平息不久。据说,就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不少地方都发生了类似于“二王”事件的重大案件,由此惊动了中央政府,使他们意识到了治安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决定在全国范围打一场整顿冶安的大战役,简称1983年“严打”。那么,为什么当时的冶安状况,会如此糟糕呢?原因就在于社会转型,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

  首先,“文革”的结束,动摇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可市场经济又尚未走上正轨。正是在这个转型时期,中央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为“文革”的冤假错案平反,取消城市青年下放农村等等,都无不在加剧城市的就业压力。于是,大批的返城知青,与那几年毕业的初高中生们汇聚一起,滞留于社会上,也就形成了城市治安的隐患。与此同时,随着门户再度开放,西方与港台的意识形态开始全面渗透,它们与“旧社会”的某些观念合二为一,作为共同的催化剂,使不少青少年由打架斗殴,迅速向帮会、团伙等准黑社会组织发展,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这,即是1983年“严打”的背景。

  我从山东回到益阳,正是“严打”拉开帷幕时。所以,我感受了当时那种草木皆兵的气氛。那会儿,我们住的邮电局家属院,三天两头都会贴出各种宣判告示,不是谁被枪毙,就是谁被判刑。其更新速度之快,波及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这里面当然还有不少我认识的大哥们,看到他们一个个被抓被判,我忧心如焚。但最让我纠心的,还是缝纫机厂的“二哥”,因为打架而判死刑的事件。其覆盆之冤,令我这一生都蒙受阴影。

  “二哥”是我们当年喊他的小名,原名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他的样子,结结实实,很健壮。他是缝纫机厂的子弟,和我母亲是一个单位,故而,我们很早就认识。我在去山东之前,还跟他一起玩过牌。在牌桌上得知,他刚跟人打了一架,他打赢了。所以,还有点得意洋洋。不想,等我从山东回来,他就因此而被抓了。之后,法院为了凑名额,还以故意伤害罪给他判了死刑。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有点不知所措,为“二哥” 悲伤,也为他鸣不平。时势造英雄,但也恨生不逢时。对于“二哥”,属于后者。

  年轻人在街上打架斗殴,过去是常有的事,只要不闹出人命,一般警方都懒得介入,或顶多也就抓起来拘留几日。可是,赶上“严打”,却是再劫难逃了。因为“严打”就是要从严从快。所谓从严?就是小事变大,把原本可以饶恕的轻微罪行,一律加重处理;所谓从快,就是缩短审讯程序与破案过程,尽早执行,该判的判,该毙的毙。可怜“二哥”,正好撞到这个风口上。所以,打一场架,却把自己的命给丢了。

  “二哥”被执行枪决时,我已入缝纫机厂子弟学校。因为他是缝纫机厂的职工,所以,我和厂里的许多子弟,都去参加了公审大会。我还记得,公审大会是在益阳赫山中学旁的赫山体育场开的。当时,正值9月,天气依然还很严热,我们成千上万的观众,凑拥在体育场的看台下,更是提高了公审大会的温度。“二哥”和另外两个死刑犯,被几名戴墨镜的武警战士,押解在公审台上,五花大绑,甚为悲哉。“二哥”被剃光了头,人已脱相,已完全认不出来了;虽然他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但被粗粝的麻绳紧紧地勒着,新军装早已皱皱巴巴,没有了版形;阳光照着他的头顶,能看见流淌的汗珠,延着他的脖颈,落入新军装的衣领……那天,公审大会开的时间不长,简单的宣读完犯罪事实后,便宣判死刑,将三人拖上“解放牌”卡车,拉去郊外立即执行了。我最后看到“二哥”的那个镜头,是他被拖走时撑着脖子,努力抬头的样子。与另外两个耷拉着脑袋、浑身颤抖的死刑犯相比,“二哥”临刑前的硬汉形象,令我这一生都磨灭不掉。

  1983年的“严打”,对我的冲击,还远远不止这些。我记得,益阳当时还破获了一个名曰“采花团”的组织,并将该组织的几个主要人物,全部执行了死刑,其中还有一个大美女,当时也就十八、九岁。据说,这个案子当时轰动了全国,成为了特案要案,原因就在于他们传播淫秽思想。其实,所谓的传播淫秽思想,无非就是在一起举办了几次舞会,在谈男女朋友等问题上,不够严肃。今天看来,他们的行为,顶多算是生活上不检点。但是,在当时,却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这也让我对1983年的“严打”,耿耿在心,挥之不去。另外,我也因平时喜欢收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而被派出所喊去讯过话……诸如此类,都深深地刺痛过我的少年记忆。

(责任编辑: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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