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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讲堂】隔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孤儿(三)

2012-10-26 11:48:23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潘慧敏 邓小芳 黄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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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相关链接: 【雅昌讲堂】隔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孤儿(一) 【雅昌讲堂】隔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孤儿(二) 【雅昌讲堂】隔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孤儿(三) 从地缘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广州、深圳、香港三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居住的大多数人群操着相近语言,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国际化程度颇高,然而三地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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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讲堂】隔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孤儿(一)

【雅昌讲堂】隔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孤儿(二)

【雅昌讲堂】隔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孤儿(三)

       从地缘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广州、深圳、香港三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居住的大多数人群操着相近语言,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国际化程度颇高,然而三地在当代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却超乎想象的匮乏。它们都在极力谋求某种国际地位,却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隔阂,不能形成区域化的整体力量,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置身全球化语境中的无所依傍的文化孤儿。

  本次雅昌讲堂·隔离:全球语境下的文化孤儿将邀请到香港艺评人黎子元、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杨小彦、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胡斌,从各自研究的当代艺术与文化领域分析此种现象的具体原因、特点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胡斌:对于广州、深圳、香港的一个直观的感受,“隔离”就是我们第一时间碰出了这样一个词语。整个广东的区域之间可以做很多交流的工作,而且我这样的交流很迫切。我在怀着这样的想法跟各方的艺术家、艺术机构交流时,大家会说:“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主意”。但是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每一个地方所做的我们认为的高层次的活动,好像都忽视了了跟本地艺术家的有效沟通,甚至有一些机构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觉得如果我要做一个高层次的活动,就一定跟西方、上海和北京建立交流,这是第一个忽视。还有一个是相互之间没有很密切的沟通,各自都会认为我们是全国的、国际的,而不太愿意和邻居进行沟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从历史上来说广东其实很早的时候有跟中原的差别,它有不同于中原的地方,因为各种地理的原因或者文化的原因,它本身就有它的这种相隔离或者是独特的一面。应该说到了毛泽东时代相对来说把这样一个区域统一进去,整一化纳到了中国大的叙事和框架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它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机遇,这个新的机遇让它跟国际产生了更密切的联系,成为一个对外的窗口,同时我觉得在文化和艺术上面,它因为获得了和国际的一个联系,另外一方面它又因为语言和历史的一种渊源关系,它和中原,和大的中国叙事的一种相对的隔离,造成了一方面是跟大的一个中国历史的框架可能有不太吻合之处,同时它又是国际化的,又能够推升到跟国际视野很远的地方,如果我们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当代艺术的现象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方面其实我们说近三十年来,“伤痕美术”也好,或者说九十年代“新生代”也好,其实广东本地是产生了很重要的艺术家以及相类似的现象,但是在整个现在去翻中国的当代美术史,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些现象当中广东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里边是稍微显得比较弱的,我们现在一说到“伤痕美术”肯定会说到四川,说到四川起来的那一批艺术家,而对广东这样的现象在这样大的美术史、历史的叙述当中显得是缺席的,还有像“八五新潮”广州本地也产生了跟全国同步的现象,但是在整个美术史的叙事框架当中是相对比较弱势的,这是一方面,就是和中国的大的历史进程有一种处于弱势和边缘的状况。

    另外一方面它在国际上又能够走得比较远,这个当然是通过一系列的机构以及策展人,比如说在广州来说,像维他命、博尔赫斯再联系到海外的侯翰如,国际策展人侯翰如,他是不断地把广东的这样一些当代艺术家推到国际上去,而这样的一些艺术家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不是那么强势地进入到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叙事当中,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广东特别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好像和中国整个大的历史进程有它独立和相区隔开来的一面,另外一方面又很国际化,甚至比北方的很多艺术家都要国际化,它能够获得国际的认可,因为它这样一个人脉的关系或者说各方面的资源的一种关系,以至于有的艺术家像杨颉昌经常会提出对广东高度的自我认同感,我记得他有一次在研讨会上说他觉得广东不只是属于中国的,广东是属于世界的,就是他觉得好像是有这样一个作用。

 

 

杨小彦:我怀疑香港、广州和深圳这种“隔离”现象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可能根源于中国近代史的巨大变迁。

广州长期以来都是弹丸之地,广州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开始呈现它的作用,从经济角度来讲是从清初开始,就是乾隆时代开始进行对外经商,在广州出现一个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经商的制度,“行商制度”就是十三行。十三行是广州成为一个对外开放口岸,口岸有很多很奇特、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段历史是让人非常怀念、又非常好奇又非常说不清楚,广州开放的时候这里形成一个“华洋混杂”的生活现象。新教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非常可怜的在广州呆了很多年,终于在这个地方学会了中文,翻成了第一本英译中的《圣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Contop”不是广州,不是拼音广州,而是Contop这个词在西方世界是非常知名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香港,当年鸦片战争之前伊律在广州的时候就希望在广州寻找一个英国在远东的经商口岸,他毫不犹豫地先占领香港,这是香港开火的开始。实际上,一直到五十年代以前香港在整个远东的重要性方面都不是最突出的,它远远比不上上海。什么时候香港变得如此重要、如此国际化呢?这当然跟我们新中国成立有关系。

    新中国成立,中国就开始进行了一个闭关锁国的政策,上海就从远东大都市变成一个中国的大都市,变成承担中国工业生产的主要的一个地方,承担了中国国民经济绝大部分的产量和产值都是上海生产的,上海是变成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周边动荡,当然我们还知道“冷战”,今天我们都知道包括钓鱼岛在内地方都是所谓第二岛链,包围中国有关系,整个东西方的交界线,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成为非常奇特的地方,当年毛泽东主席不拿下香港,现在看来是一个英明之举,我们留了一个活口,通过这个活口跟西方建立关系,同样由于这个原因英国就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西方国家,就是因为香港,而香港很长时间又成为英国在远东所有外交经费的来源,由于这个原因上海的富豪逃到香港,韩国的富豪逃到香港,越南的富豪逃到香港,周边都在动荡,包括新加坡都逃到香港,香港就成为一个财富孤岛,非常多的人跑到那个地方去,加上英国实行自由港政策,在这样的一个地理政治环境之下,香港被迅速发展起来,经过六十年代的动荡、准备,七十年代尤其是香港麦理浩总督来香港,72年建立廉政公署,有效地制止了香港政府的贪污腐败,那是非常有名的一次改革,之后香港就正规,七十年代起飞,八十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香港人的信心跟城市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他们很国际化,因为他们拥有一个香港护照全世界到处跑没有问题,而且英国人对香港的管制有一个特点,他只管贵族,贵族讲英语,香港大学就是为培养殖民地高官准备的大学,去读香港大学的都是贵族,香港大学出来的人都是当高官,所以他们一定讲英文,讲粤语是没有文化,属于野蛮人,要讲英文,但是广大的香港市民讲粤语怎么办呢?英国人又没有宣传部,所以这一块就成了一个空白,我认为香港所谓娱乐文化,包括电影,包括最早的粤语原唱,所有的歌星都是半自发的在一个强大的商业经济推动下由市民自发的培育起来,结果就使粤语成为中国所有方言当中一个最奇特的方言,它具有有书面语,所以外地人跑到香港看不懂香港报纸,因为香港报纸是用粤语写的,一个地方方言有写作的书面语,香港就是这样,这是粤语所呈现的奇特性,这个奇特性的背后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交往。然后改革开放,中国要回收香港,但是回收香港之前要做准备,而且我认为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中国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动力的就是台湾和香港,我们说社会主义无比优越,我是那个时候过来的人,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我们比不过香港,我们比不过台湾,香港能过来打拼,全中国最早的的士广州开始,我们那个时候发现可以“打的”,招手打的,我们哪敢招手啊,招手的是香港人“打的……”的士过来,我们没有钱啊!当时香港过来就代表着有钱、有财富,这样我们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所以我很理解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压力就是香港,就是台湾,我们没有道理比香港、比台湾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要差,所以改革开放就这样开始。

    由于这样开始,为了做香港回归的准备,也为了使改革开放能够有一个前沿的阵地在那个地方不妨先实现一下,现在我们正确的叫法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深圳就发展起了,深圳的发展在全球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香港旁边的保安镇能够迅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变成一个超级巨无霸,我们在八十年代最熟悉的一句话叫“深圳速度”,深圳一天一层楼,全中国人民除了广州人都涌到深圳,广州人很绝户的,广州人就喜欢广东,至少我知道广州人移民到深圳的是很少的,包括海口,当时海口要发展的时候很多人移民,广州人不动,广州人热爱广州,就像我是这儿长大我热爱这儿一样,除了广州以外全中国人民都移民到深圳,最后深圳就成为全中国至今唯一的城市,它是一个公开欺负本地人的城市,我到深圳大学去,深圳大学告诉我说我们就是欺负本地人,本地人有什么,这是我们的天下,深圳大学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非本地人,本地人在那里人数很小,这是全中国唯一的,全世界是不是唯一的,我怀疑可能也是唯一的,而且第一代“深圳人”给他一个好听的名字第一代深圳人,其实他们根本不认为他们是深圳人,八十年代移民到深圳打拼创业的人他们是不是深圳人?不是深圳人,我是北京人、我是山西人、我是湖南人,我是武汉人,老子要回去的,只有在深圳出生的第一代人可能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深圳人,我现在怀疑按照某种历史的惯性,过了三百年以后可能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深圳话,就是普通话和广东话的混合体,我搞不清楚,按照语言、方言变迁的可能性会有,今天虽然深圳还在讲普通话,同时还有一个香港,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深圳就这样发展起来。这样的一个历史状况形成了一个表面的“隔离”,刚刚胡斌所说的好像彼此之间不容易交往。

比如我到香港艺术界,包括香港画廊,他们心目中没有广州,广州有什么画廊?有关山月画山水,谁谁画美女,香港习惯是这样,深圳也是,深圳都是面向内地的,OCT那么有名什么时候做过广州美院的展览,从来没做过,居然他的主持人是广州美院的老师,但是OCT绝对不会做广州的,做完王广义做张晓刚,做完张晓刚做汪建伟,又是国家意识,又是视觉政治学,不做广州也对,因为广州好像没有出现过比他们更厉害的艺术家,即使出现厉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理解为什么不做?因为那是一个深圳人,所以广州就自己对自己了,我们热衷讨论的问题是广东文化,我们绝对不会说广州文化,在广东的文化讨论的是广东文化,不会讨论广州文化,但是全体广州人大家没有想到一个奇怪的事实香港人绝对不会讲他们说的粤语叫广州,就像广州人绝对不会说他们的粤语叫广东话一样,这是非常分明的,就像台湾人说他们讲是的国语,大陆人说他们讲的是普通话,我到温哥华才发现这四称谓是绝对不会混乱的,你讲的什么话?广州话,广州人;你讲的什么话?广东话,香港人,绝对不会乱的,共同接受的称谓叫粤语,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所以伟大的富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广州人民非常热衷地用广州化讨论广东文化,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黎子元:关于深港穗三地“隔离”,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三个城市从地缘上是非常接近,但是从文化交流上缺乏了原本有可能会有的紧密度或者一种相互关联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是历史造成的,因为一些政治上的原因,明明地理上非常接近的几个城市但是交流往往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密切。

    事实上广东文化在全球绝对不会是一个很弱的文化,大家知道在全球范围里边广东人的影响力非常大,甚至有些地方他们觉得中国的语言就是粤语,而不是普通话。

    我在看广州、深圳、香港,我有点儿想这三个城市好象不太容易放在一起去讨论,因为它们之间,香港跟广州、深圳之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可以说从制度上,从二十世纪以来的命运上或者整个走向、整个命运的走向都很不一样,刚刚两位嘉宾做了一个很好的陈述。首先胡斌先生先讲出一个现象,事实上确实看到我们当代艺术这个领域里边,文化交流领域里边确实出现了这三个城市之间明明距离很近,但是大家确实很少交往的情况,这个确实是存在。接着杨老师用他很生动、很有创造力的想法建立了一套论述,这个论述基本上是去讨论整个二十世纪以来的一些脉络,他把它重新梳理,建立了一个他的论述,我觉得是很有特点,很值得大家去讨论。说到香港,我想从香港角度来讲,因为我虽然是在香港定居,我是观察香港的情况,确实香港在二十世纪有什么样重要文化身份的转变?一开始香港确实是一个中转站,是一个避难所,因为战争,因为政治的原因是有大量国内的包括一些富商,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人,他们是在因为躲避战乱去了香港,他们基本上是形成一般所说的第一代的香港人,对于他们来说香港就是一个避难所,暂时的栖居之地,他们对香港本身没有太多特别的感情,因为他们只是觉得我们躲避战乱才来到这里,但是不知不觉因为躲避战乱,因为整个历史的发展他们就在那里呆下来了,一呆就是一代一代人,现在等于说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在他们生活的时段,他们是把很多中原文化带到了香港,保留了很多所谓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他们这一代人的子女,再到他子女的子女,可能到了近十年、二十年才会出现一个关于这些人去怎么看待香港这个问题,他们才开始想我们是不是香港人,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特殊的文化身份和想象,对于自己的文化,对于自己整个集体的记忆有一个想象,这是一种变化,并不是从头到尾一直是一个样,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九七回归”,之前“九七回归”事件之前大家对于香港本身的本土文化或者本土的文化身份,这个问题大家很少讨论,刚刚因为有“九七”这件事情,所以提醒了很多人去讨论什么是香港人呢?什么是香港文化呢?才出现一个本体的要讨论这个话题的意识。一直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学者的讨论,影响到现在的文化发展。

 

 

(责任编辑:黄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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