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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香浮动月黄昏——重新反省潘天寿先生

2010-03-22 18:21:26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王瑞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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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在是网络时代,打开电脑,输入“潘天寿”,我们就会看到一连串闪光耀眼的消息:“潘天寿画作频创天价”,“潘天寿价值百万画作神密露面”,“北京神密买家浙江夺宝,潘天寿力作成囊中之物”,还有:“潘天…

  现在是网络时代,打开电脑,输入“潘天寿”,我们就会看到一连串闪光耀眼的消息:“潘天寿画作频创天价”,“潘天寿价值百万画作神密露面”,“北京神密买家浙江夺宝,潘天寿力作成囊中之物”,还有:“潘天寿之子潘公凯大画亮相美术馆”……惹得人们忍不住要想,潘天寿太有名了,即使死后,仿佛依然生活在聚光灯下,众目所瞩,这样的人凡夫们只配仰着头看。

  尚有人肯在网上多翻几页,扫一眼“潘天寿年表”,顺便也会读到这样的记录:

  “1966年 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潘天寿被关进牛棚监禁达三年之久。 1969年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厂劳动。由于心力衰竭引起昏迷,此后即卧床不起。1971年9月5日天明前,潘天寿在冷寂黑暗中长辞人世。”

  即使看到这样的字句,恐怕也未必能让人调转思路,去看这种“明星”人生的另一面,这绝不是我们没有同情心,而是中国人都知道,在那个非常时期,这样的个人悲剧比比皆是,潘天寿不过是万分之一,对于万分之一我们就不必一个一个去同情了罢。何况他现在死后再度显赫,子孙得其荫庇。还有什么说的。

  听来这似乎显得蛮合理。

  开始让人感到一点不合理的,是偶然在新华网上看到一条滚动新闻(2008/7/30):“历史上的今天:荷兰著名画家凡高自杀身亡。”一个画家死了,而且是一个外国画家,我们中国人乐意给他在网上发一条消息,什么意思? 当然是体现我们中国人有教养,懂艺术,知道尊重艺术家,哪怕他是外国艺术家,一样要尊重(只怕正因为是外国的,更配得到尊重)。不是吗?

  的确是的,尤其象凡高这种优秀艺术家,画得那么好,却死得那么凄惨,逢他忌日在网上发一条消息,表达我们(超越国界)的哀思和追念,真是又得体,又风雅。

  跟着,我们却要诧异了:凡高有成就,凡高的命运是个悲剧,在我们中国难道拿不出也值得在网上发消息追念的艺术家?只说潘天寿,若拿凡高与之相比,凡高死亡的悲剧强度远不及他,艺术上达到的成就也未见得超得过他。不错,凡高身前从没有象潘天寿那样被认可过,当画家十年中,画了700多幅作品,只卖出去一幅,若无他弟弟接济,简直要衣食无着,着实可怜得紧。可是我们冷静一想,这样一个当时的无名画家,被社会冷落,倒没有显得这个社会特别没有良知,因为社会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冷落着所有的无名鼠辈。不然,你叫社会怎么办?让每个人成名五分钟?反而是我们中国画家潘天寿,一个已经被社会认可的大画家,甚至是被国际认可的大艺术家(他是受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中的唯一中国艺术家),再看画史上对他的评价:“中国画,自唐人物山水花鸟画分科后,经五代之徐(熙)黄(筌)二体之变,到宋徽宗(赵传),工笔花鸟达到第一个高峰,明代陈淳(白阳)、徐谓(青藤)写意花鸟兴起,经历了三百年,达到第二个高峰,出现了八大山人。后派系林立,斗艳争妍,又经历了三百年,出现了第三个高峰--潘天寿。其中虽有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大家,但都是走青藤、白阳的老路,而潘天寿奇才,风格颖突,无人可匹敌,领一代风骚。”(参见《中国花鸟画发展史》)瞧,就是这样一个体现中国艺术高峰的艺术家,社会却能活活地整死了他。这种例子,在西方的艺术史上,我们从来从来从来没有看到过。

  再有,凡高的死,主要是他自己想不开,他太性急了些。他贫困不假, 他弟弟对他叹苦经不假,可是每月50法郎的生活费没少给过他一次,他并没有饿饭,他完全活得下去的。他自杀那年才37岁,那是1890年,他只需再“挺”个二十年,挺到五十七岁--根本还不能算老,鲜花和掌声就会向他潮水般涌来。可是他缺少耐心,一使性子就寻了死。整个事情如此而已。

  可是我们的潘天寿,比他难多了!囚禁牛棚的三年中,无休止批斗的非人待遇--我们简直不忍心再去触碰那些令人心碎的细节,而且他是个年过70的老人啊!然而,他置身在那样无涯的黑暗与委屈中,也没有轻生弃世,还自我鼓励着“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但是,纵然有这样的胸襟,有这样的自励,社会却不肯给他生存的空间,一寸一厘都不给,(他病重,医院不肯收他,他垂危,医生不肯去看他。) 直逼到他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消失才罢休。

  这样的悲剧命运,荷兰画家凡高如何可比?我们甚至不难设想,红头发急脾气的荷兰人凡高,放进中国潘天寿的处境里,他有可能自杀多少次!可是,活该凡高命好,偏巧是个“洋人”,稍许可怜的人生遭遇,就很配得到我们在2008/7/30号在新华网上发一条纪念他的消息。到了这一年的9月5号,我们会指望能在同样的位置看到:“历史上的今天:中国著名画家潘天寿逝世”的消息吗?

  我们在意这一点,难道是为了要在网上给中国画家潘天寿争那么一条“历史的今天”,谁会在乎这个--在如今这个信息成灾的时代?我们对于这件“小事”的敏感,是因为从这个细节中,我们看出一件隐藏着的大事,而且是一件天大的事:一个民族的反省精神。

  我们不是看重洋人吗,不妨还是拿凡高来说事儿。凡高作为美术史上的名画家,被人追念,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在西方,关于凡高的故事片、记录片至少拍了十部以上(这是仅对于公众的传播方式,不包括学术上的研究专著)。这个数目并不说明艺术家的成就越高,就越配给他拍电影四处宣传。很有些大艺术家就一部影片都没有,比如杜尚。那是因为,杜尚的艺术成就即使非常之高,但是他的灵魂风景平和清明,无风无浪,他好好儿地活到了社会承认,名至实归,寿终正寝,社会什么也不欠他,就不必麻烦电影啊,电视啊给他锦上添花了。(关于杜尚艺术的研究,出书则非常非常很多,那是关乎学术的事。)

  而凡高这个人,被当成文艺的题目拿来反复表现,是因为在他的命运里有一种让人不安的东西:一个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没有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他委屈地死了,却为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灿烂的画作,念及于此,整个社会都觉得对不起他,乃至整个人类都对不起他(不然为何引起普世的纪念)。显然的,他这个生命体供人反省的价值特别大,发人深思的纯度特别高:一个牛心左性的人,一个勇于立异的画家,尤其是,一个真正热爱生命,并肯燃烧自己生命的人,却一直被社会人群不见容,不看好,这是怎么弄的?他的画在他生前,即使送人,也只是被鄙夷到拿去堵鸡窝的门,或者挂在后院的树上被人当练习飞镖的靶子…… 西方人一次次拍摄他,等于是一次次反省,一次次地对人群大众说:看啊,这样一个艺术家,竟然那样被对待,那么死去,我们究竟是怎么了?也就是说,西方人根本是在用电影,用传记在一次次向这个艺术家忏悔致歉,一次次击打观众和读者的良知觉性:好好地睁开眼睛罢,人之为人应该认识什么是价值,而且要懂得珍惜这样的价值,践踏这样的价值是有愧的,有罪的。如今凡高的画价越是一路飙升,西方越是反省得凶。他们一点也没有觉得,后世耀眼的荣誉,惊人的画价就可以补偿这颗一度委屈的灵魂。再进一步说,他们这么做甚至都不是为安慰凡高的亡灵,倒是更加为救赎洗涤自己的灵魂。凡高名气越大,这种救赎和洗涤就更加有效。凡高已经被他们西方人做成了重新审视生命,净化心灵的永久话题。

  就是因为这样不停地反省,造成了西方如今对于艺术的格外尊重,格外的宽容放开;当然更造成了对于每一个个体人格的格外尊重,格外容纳异端,因为他们绝不想让凡高的悲剧在自己的社会中重演,那不仅是“暴殄天物”,而且是极端可耻,他们决不让自己再丢这个脸。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做下的糊涂事越少,他/他们的素质就越高。西方社会的素质,就是在反省中一点点提高融就的。

  这就是西方社会推崇凡高的内核。我们中国人接受了凡高,并(糊里糊涂地)跟着西方人一起追捧凡高,我们看到凡高所以走红西方的内在驱动力了吗?我们一并接受了西方人在凡高身上体现的反省精神了吗?

  再回到我们的潘天寿,他那样地优秀,却那样地死去,现在作品又那样地被追捧。我们眼睛里只看钱,只看画的价格,别的都不必去追想了。我们甚至没有想过,这个曾经一度非常健康的老人(在文革爆发前,他过了70岁生日,目明耳聪,身体非常好),创作力非常旺盛的艺术家,如果我们稍加爱惜,让他多活二十年,不,哪怕多活十年,甚至五年呢,他会给我们留下多少更加精彩的杰作,给我们中华文明做出更为可观的贡献呢?可是我们偏不爱惜,偏毁了他。

  有明白人叹息道:“造就一个艺术家是很不容易的,要有许多的条件。对中国画来说,还有一个年龄的条件。大器晚成, 中国画家的笔墨精熟,大都在晚年。……如果齐白石老人在70岁以前就去世的话,就没有齐白石了。……潘老(天寿)的艺术早年当然也有很高成就,但他的老年成就更高,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潘老正在艺术上炉火纯青、创作精力还非常旺盛、大有作为的晚年,死于十年浩劫,这是中国画界的巨大损失,叫人痛惜。”(潘桀兹《新美术》1981年第一期)

  “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一个有艺术天才的人被他们弄死了!造就这样一个人多么不容易……” (刘海粟:“往事依稀怀阿寿” 见《潘天寿研究》P 29)

  不错,我们听到了叹息。而这样的叹惜只来自艺术家圈内,几个人的,可是人群大众不知道,也无所谓(多么可怕的无所谓)。而凡高,在西方社会则被人人痛惜,普世扼腕。 他们全体上下都在意这个艺术家的悲剧,他们太在意了。只要有凡高的个展开幕,必定观者如潮,男女老少各色观众在他的画前热泪横流,追悔痛心。由于涌向凡高个展的观众人数实在太大,弄得美术馆只好24小时开放(这在美术馆的记录中前所未有)。艺术成就远高出凡高的毕加索,绝得不到这样的礼遇和公众的强烈反响。

  如今,我们不是特别在乎比较中西的不同、中西的距离、中西的差异吗,瞧,这个就是!

  我们的潘天寿,带着比凡高更为旷古罕见的悲剧命运走了,全体大众对此无声无息。我们似乎没看出,潘天寿的死,不只是带着个人的悲剧、一个家庭的不幸走的,他根本是带着民族的不幸走的--人性的泯灭,对精神价值彻底的漠然那一类不幸。这个不幸弥漫在天地之中,徘徊不能去。一旦触及,阴霾四起。比如,曾任潘天寿纪念馆馆长的卢(火+斤)说:“每当与人回忆起潘天寿先生那最后的岁月,总有一种莫名的困惑伴随着无边的哀思,笼罩着我整个的心灵。”(《潘天寿研究》P179) 黄蒙田说,“在潘天寿遗作展里,我起先有很长时间对着他的画不是欣赏而是在思索、回忆和这个画家有关的一切,待感情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发泄,才进入正常的欣赏活动。”(《潘天寿研究》P196 )

  他们这类起自直觉的感受,非常清晰地表明:在潘天寿这个艺术家身上,在他起伏的命运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能量没有被渲泄出来,它一直被压抑,被忽视,就是它,让这些人莫名其妙地困惑着,苦闷着:那就是他的死对于我们的意义。换句话说,潘天寿的画被重新认可,重获价值了,而他的死之价值,至今还没有被呈现,被彰显。结果,现在人们面对潘天寿,只是一次次地被引向他的艺术,他的画作,乃至他的画价……而关于他的死,我们不去想,不要想,不愿想。这可就是我们中国的做法了:我们不面对,我们回避,因为这个悲剧让我们自己“不舒服”,我们谁都不想再去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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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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