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十三行街道

　　行走在广州大学城干净整洁的马路上，时时感受到“城市剃刀”的威胁，以及在“剃刀”下生活的无奈。

　　30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最大事情，从视觉来看，或用一个学术点的词，从表象来看，是城市的急剧扩张。今天的中国到处都充斥着各种奇特的城市化景观，尽管这些景观外表彼此之间似乎有很大差别，但究其实质，干净整洁，以及围绕着这干净整洁而显露的张扬的气派，却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城市化扩张的建筑外观，不仅在追逐奇异的效果，致使中国成为外国建筑师的独特实验场，而且，新的开发区的布局也豪华而阔大，宽广的马路与奢侈的隔断带，除了挤压骑行客的可怜空间之外，也常常让行人产生望路兴叹的感慨。传统城市那种亲热无比、饶有兴味的挤迫，以及在这挤迫下对空间人性化的合理处置，现在大概只能到香港的上环和日本的京都去寻找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在规模与外观的相互竞争下，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温馨，在张扬的气派中远离了原有的记忆。伟大的城市的伟大领导们因为少有独自穿越马路行走的个体经验，所以，他们动不动就大刀阔斧地分区，然后规划出一条宽大的马路，并轻率地在漫长的节点上修建高高在上的人行天桥。而这只是领导对城市的宏伟前景略表敬意的个别动作而已，他们对于城市扩张的方式与风格似乎负有更为崇高的使命，不折腾出一个宏大方案绝不罢休。

　　我把这种城市扩张中不顾人性的豪华膨胀称之为“城市剃刀”，很多城市的领导似乎对古旧的街区怀有深刻的历史性的仇视，他们的规划方式就像可怕的理发师，不把古老的城市修理成一副青春小白脸的模样，其使命就会有失落的危险。

　　广州大学城十所大学，中环路把大学的生活区和学习区硬是分为两半，所有大学从住宿地步行到课室和图书馆一般要25到35分钟。学生每天从宿舍走到课室，下课后又走回食堂，然后再走回课室。晚上饭后，同样要走到图书馆，夜自习后自然又要走回宿舍。更有甚者，大学城的地铁站稀疏，从下地铁到课室，至少走半个钟头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还不止这个距离。大学城的公交车围绕着内环和外环行走，可从车站出来，不管走到宿舍还是课室，一般不会少于20分钟。为了所谓的“合理”，在生活区和学习区的马路之间还修建了人行天桥，凭空增加了路上行走的时间。少有人计算其中所花费的时间，规划者和领导更不关心，因为他们不会每天这样走动。人行天桥基本是白建的，因为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上桥横穿马路。在这样一种空间规划下，人们只能为减少时间而奋斗，于是穿越马路隔断带，甚至人为地制造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也就是践踏草坪或拆除简易的栏杆，就成为穿行在这些宏大空间中每天都发生的事情。

海珠大桥旧照

　　我是老广州人，自小在沙面长大，中小学都在广州西关的学校度过。那可是一个拥挤的地方，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小时候有机会到北京去，一看就傻了，发现广州充其量也就是北京的四分之一而已。广州小巧而平实，是从小就有的印象。那时政府没那么多钱，人们也还朴素，朴素到了单调的程度。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财富开始积累，于是重新规划我们的生活空间就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刚开始时还没有想到后来的规模，但已经感受到某种摧毁记忆的新现象，比如沙面的白天鹅宾馆，为了小车行走方便，居然沿着沙面岛的河堤修建了一条野蛮的天桥，把白鹅潭的景色彻底破坏掉。这是改变沙面生态的开始，也是城市剃刀式规划和管理的开始。从此，广州逐渐走出平实小巧的原有传统，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空，一直到大学城，全然不顾实际使用的人性化的基本原则，竞相追逐起北方的阔大风格，把潮湿而温润的南方甩到了遥远的南海，也把我们对于传统的依恋扔给了永无轮回的黑洞。

　　有一年，我去了日本京都，那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文明中心。火车站是著名建筑师原广司的杰作，空间极富创意，外观色调是日本典型的灰，让人留连望返。离开车站，步行到老街区，不得不惊叹日本人对于传统的由衷热爱，一屋一舍，一砖一石，甚至一块牌匾，一行字，一座桥，全都是远古生活的原有印记。本来那是源自我们祖先的思想与趣味，可偏偏我们自己要丢弃，去捡拾所谓的“现代主义”，而让东邻的古老成为我们感慨的对象。于是我想，为什么人家没有“城市剃刀”?

　　我们在追赶现代化。我们不仅是在迫不急待地追赶，我们甚至是在不顾一切地追赶，就像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败，受尽屈辱之后，不顾一切地痛骂自己的祖先一样。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那样去痛骂自己的祖先，我们在这方面是唯一的。就像世界上没有我们这样的大学城一样，一年就建成了，然后使用者如我们，每天在阳光暴晒下匆忙赶路，从这一区走到另一区，而且每天来回几趟。这大概也是唯一的。

　　什么时候，城市的领导者放下了手中的剃刀，我们的城市大概才会回归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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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彦简介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艺术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