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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状态:冯良鸿、戴卓群的对谈

2017-07-17 09:58:55 来源: 雅昌艺术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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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戴卓群:今天最好先不谈对艺术的见解或是观点什么的,先从你个人的经历来说,了解一下这么多年来你人生的一个轨迹。我觉得这个更能反应出一个人,他在面对人生的抉择,面对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时,跟他的艺术判断,人生的判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冯良鸿: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60年代出生的人是这样的,不像再早一点的…

  戴卓群:今天最好先不谈对艺术的见解或是观点什么的,先从你个人的经历来说,了解一下这么多年来你人生的一个轨迹。我觉得这个更能反应出一个人,他在面对人生的抉择,面对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时,跟他的艺术判断,人生的判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冯良鸿: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60年代出生的人是这样的,不像再早一点的人,文革我们没有经历,但我在儿童时期有这个印象,但这个印象是一个……

  戴卓群:模糊的印象。

  冯良鸿:对,就是没有真正的参与进去,文革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等我懂事开始学习的时候,差不多就是70年代了,70年代末就开始改革开放,这个时期,是我真正开始上学,大学,然后毕业。

  戴卓群:那你大学毕业后是先工作的,还是去做别的什么了?

  冯良鸿:我进大学之前还读了美校,美校读3年,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然后也工作过两年,是做设计,我学的是装潢设计。

  戴卓群:本来应该是设计师出身。

  冯良鸿:对呀,现在回想起来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幸运的事,为什么呢,我认为那个时候的装潢设计艺术正好是比起所谓“纯艺术”要多元一点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戴卓群:倒是一个新的东西,不像绘画那样,是僵死的一套。

  冯良鸿:可能,当时学的设计对我日后的绘画是有帮助的,因为我学到除了素描、色彩等以外的东西。比如图案。装潢设计里面对图案的学习是很重要的一课,当时学习设计和现在有点不同,现在的设计基本是在电脑里完成的,那个时候是手工设计,实际上是绘画。一个设计想法最后要靠手画出来,实际上就是一种训练绘画表达的过程。现在的电脑设计,草图全在电脑里,它动手的能力不是很强,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种绘画,就是一个抽象的,所谓抽象的……那3年,接触了解了一些东西,什么印象派、野兽派的等等,但那会儿美术学院,还是在苏派的传统的官方的概念里。

  戴卓群:看来那时候学绘画反倒很糟糕啊,因为不是一个好时期。

  冯良鸿:那时期好象一个启蒙时期,没有艺术市场,没有画廊,学艺术搞绘画倒是挺纯綷的。就是自已喜欢,就是要当艺术家。

  戴卓群:大学就学的装潢?

  冯良鸿:不是大学,我说的是在上海工艺美校。

  戴卓群:大学呢?

  冯良鸿:大学学的是,我们叫装饰绘画,就是壁画,因为壁画不拘泥于什么东西,可以自己随便画随便发挥,而且壁画牵涉比较广,如材料,写实的或平面抽象的等,很多方面。这可能是我为什么想考工艺美院的原因吧。

  戴卓群:那时候全是思想启蒙,信息启蒙。

  冯良鸿:对,那时候普遍在观念上,觉得要脱胎换骨。

  戴卓群:那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强烈地接收到这些讯息了?

  冯良鸿:很强烈地接收到了。那时信息交流没现在这么发达,但是如有一些信息就会有较大的反响,如八五年的劳申伯的波普艺术展览,在美术界反响很大。什么装置、行为表演、包括抽象绘画都有非常强的前卫性。

  戴卓群:在中国美术馆。

  冯良鸿: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是外籍的,两个老师,一个老师是照相写实主义,另一个老师是极简主义。

  戴卓群:那时候就已经接受新事物了。

  冯良鸿: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像海绵一样吸收东西,而且那个年龄也很好,二十几岁。

  戴卓群:哪年毕业?

  冯良鸿:八九年,毕业以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教了一年。

  戴卓群:我看到你参加了八九年现代艺术展。

  冯良鸿:是的,一张小幅抽象画。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八九艺术展正在征集参展作品,于是就寄了作品的反转片,他们看了以后采纳了。

  戴卓群:怎么样一个契机让你决定到国外去?

  冯良鸿;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当时许多人都想走出去看看,有这样想法的人,后来可能都陆续出去过了。我想这可能是必然的,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世界。对我而言,迷恋抽象绘画,出国实地了解西方的艺术,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出去了以后再回过来,觉得当时对西方的艺术,对西方的认识,是从有限的资料、杂志里面了解的,是误读的,是曲解的,但是这种误读很有意思。

  戴卓群:它赋予了你更多的意义,可能它本身不具备的意义都被创造出来了。

  冯良鸿:是的,很有意思。打个比方,在国内看一张印在杂志上的国外抽象画作品,会去想怎么画的,怎样的前后过程,表面肌理等等绘画细节。这是一种自己对绘画过程的判断和对原作的想象推断,等到了国外,我看到了自已曾苦思冥想过的那张原作的时候,这种想象推断马上就关闭了。我觉得,这是通过观看印刷不好的印刷品对原作的误读,这种经验很有意思,它开拓了我对抽象绘画表达手法中个人的东西。所以,我想可能艺术中“误读”是一种创作的开始吧。因为“误读”,才发现了自己的东西。

  戴卓群:那你出去时没想过要停留那么长时间吧。

  冯良鸿:没有,我当时想半年就回来。

  戴卓群:为什么留下来了?

  冯良鸿:半年不够,一年、二年就这样在纽约“泡”了十多年。我太太也是学美术的,我们是大学同学,她在美国毕业以后又改学服装设计,这可能也是呆长的原因之一。我们那时出国和后来国内出去的艺术家直接在国外办展览、直接和画廊或艺术机构联接不同,那时比较早,当代艺术没有那么多人关注,没有那么“热”,我们是生活、学习琢磨、再创作实践。这么一个过程,几乎和当地美国同龄艺术家一样同步。

  戴卓群:你们是一块出去的?

  冯良鸿:她先我几个月吧。

  戴卓群:你出去以后,很广泛地接触了美国艺术现实的生态状况。

  冯良鸿:国外有一点非常好,就是他们的博物馆、画廊、民间艺术机构都非常健全,不一定在学校,在社会上可以接触到很多艺术方面的新东西,西方现当代艺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有高潮有低谷,己经形成了一个生生灭灭的生态状况。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三十年等于把西方一百年的,不能说发展,就是一个艺术的线索接纳下来,从印象派,到后现代,我们学习的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东西。他们有一个逻辑时间概念,一环扣一环,新的出来对旧的是一种颠覆,新有新的意义,否则它不能立住脚,然后它是辨证的。

  戴卓群:它是线性演进的,而我们中国人接受它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这种线索,所有信息对中国来说都是同步的,一股脑过来让我们去选择,所以印象派对我们来说也是新的。

  冯良鸿:是这样,从塞尚的画到新表现绘画再到影像或装置,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前后关系,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正碰上了信息的时代,交流与传播的模式变了,信息共有,西方和我们在信息方面已经基本同步了。西方一百年的艺术发展史,国内用一、二十年就把它们“山寨”了。

  戴卓群;多快好省。

  冯良鸿:“多快”,但并不“好省”,就是一个跨越式的变化,就好象各个城市的房子都是拆完了建,建完了拆。

  戴卓群:国内的艺术现状也是一样,贪多求快,饥不择食。

  冯良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相信以后会好。

  戴卓群:那你在美国十多年的经历,从原来的状态逐步进入到美国的艺术线索里……

  冯良鸿:也不能说是线索,应该是进入自我绘画的状态,艺术的话语系统有非常相通的东西,美国的当代艺术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这个不是中国人说的,是美国人写进了他们的美术史,而且可以举出例子,都有资料和考证。所以我在美国以后,我对中国的东西更感兴趣,更有新的理解,就是西方人怎么来思考我们的传统,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刺激。我碰到一个美国朋友就跟我说,中国人不用学习中庸思想,为什么,因为你们本身思维模式中就有这种机因,在你自身的成长中就已经有了。

  戴卓群:潜移默化的。

  冯良鸿:是的。

  戴卓群:你在中国的时候,可能你放大了西方给你的艺术想象,你对自身的文化资源是遮蔽的,反而到了西方以后,面对那些文明的冲撞和反思以后,才回归到本身一些应该有的东西。

  冯良鸿:中国古代也有很当代的东西,西方人把它一转换,成为他们的东西,太漂亮了。

  戴卓群:就像你不喜欢用“当代艺术”这个词一样,这个东西不应该被规范成一个标签,让它刻意地跟传统艺术隔绝,艺术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冯良鸿:就象我第一次看中式老家具是在外国人家里看到的,一看,很有现代感,很有味道,换了一个空间以后,整个气息就不一样了。老式家具一点也不“老式”。

  戴卓群:就像中国的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眼巴巴想拿却老是拿不到,他们拼命去学习西方的文学范式,文学思潮,可能掌握了非常多的东西,拼命想进入那个语境,最后,西方人在你身上找不到什么可区别的东西了。

  冯良鸿:学是学不像的,只有真正骨子里的东西才有价值,谁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谁就能够摆脱某些困扰,使自己处于主动状态,就会有进一步。西方很多艺术家,看他的作品后,再去看他这个人,你跟他近距离接触了以后会发现,他就是那样一种人,很本质,画抽象的不一定会画写实的,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画“准确”的能力。他可能也是学院毕业的,但不需要通过写实的绘画基础。跟我们国内的学院的学习不一样,包括那些搞行为的,你会发现他天生就是一个“怪人”,一个处处跟别人不一样的人。

  戴卓群:人的天性很难改变,或者说可变的半径是很小的。

  冯良鸿:有的东西如果能跟大的环境沾上边的话,可能就发扬起来了,有的东西就要过一段时间。就像现在开始谈抽象艺术了,实际上以前二、三十年代,国外就已经开始“抽”了,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纽约画派第二代的抽象主义画家早已成功了,已经进入了博物馆。

  戴卓群:因此去思考某些本体的东西尤为重要。

  冯良鸿:抽象以后又极简、观念,影像、后现代,新表现主义等等这些流派全是在这之后出现的。不可能有永恒的,什么都是暂时的,但是这里可能有一个不变的艺术上的“空”的概念,它是艺术的自身魅力所在,它可以永远让你去想,去参悟。

  戴卓群:你忽然冲进西方这个环境,很多线索,眼花缭乱。

  冯良鸿:对,它不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你有一个目标,你的目标就是西方,你到了西方以后,很容易迷失,这时候需要梳理或奠定一个自己的基础,最原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画?画什么?怎么画?

  戴卓群:你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个迷失的过程是怎样。

  冯良鸿:每个人都会有的,我很快调整了。从我个人来出发,我很喜欢绘画这个事情,不愿放弃,这个是我的基础,不是坚持,而是喜欢。否则扛不住的,但不能去重复人家,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必然要想别的办法,这其中的空间很小,周期较长,不是马上就能脱胎换骨的。

  戴卓群:那时候交流的是些什么人?你属于待得时间很久的。

  冯良鸿:那时候出去的艺术家很多,后来陆续都回来了,像我这个年纪画画的好多都出去过,有的在国外生活过,有时间很长的。这些人中,美国本地艺术家,还有台湾、香港艺术家,纽约是个艺术大码头,各种与艺术有关的人都会出现在那,现在北京也有点这样了。

  戴卓群:那你在纽约主要的经历基本上还是专注在艺术这一块?

  冯良鸿:我也做过设计,版画,画像,中国出去的人都有写实能力,很容易谋生。

  戴卓群:那时候也有跟画廊合作么?

  冯良鸿:我是很晚才跟画廊接触,办个展。很长一段时间不关心跟画廊合作这事,不知为什么,我更关心在那里艺术发生了什么。

  戴卓群:抽象在国内,也是最近开始被关注的多些,之前一直比较边缘化。

  冯良鸿:现在还是边缘的,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抽象贯穿着整个当代艺术发展,好的抽象艺术家在国外也比较少,但是抽象艺术在西方已深入人心。

  戴卓群:抽象绘画在目前的中国缺乏一个审美基础。

  冯良鸿:抽象的审美基础中国早已有之,只是被近代的叙事性绘画所湮灭了,这是个遗憾。在国外,如果某个业余艺术家,他就在纸上涂啊涂,涂完以后送给人作为生日礼物,人家拿了非常高兴。实际上那是一个业余画家,对方也不是什么鉴赏家,但他拿了画以后就非常高兴,拿到家里。他们可能不会去问是什么?什么意思?因为抽象的概念老百姓已有了,很普及了。

  戴卓群:这在西方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事。

  冯良鸿:他画了两个小时,他把这两个小时的结晶送给你了,你如果给一个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问,你什么意思,他要问你什么意思,所以在中国这个东西都有讲究的。

  戴卓群:中国人重视结果,所谓“讲究”都是外在的讲究,人送东西一要讲意义,二要讲体面,三还要能掂量价钱。

  冯良鸿:哈哈,思路不一样。

  戴卓群:你回国没有什么计划吗?

  冯良鸿:没有特定的计划,我会按照一贯的探索实践下去。

  戴卓群:那你觉得从纽约回到北京,又换了一个环境,对你的思考和创作有什么影响?

  冯良鸿: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马上开始继续抽象绘画,我反其道而行之,先画了一批有具象风景的作品,为了是打破一下自已固有的东西,让自已在抽象探索中再丰实一点,多一点可能性。这也许是我不愿重复的性格所致吧。我觉得把自己打破得越彻底越好,我就跟自己说,随便画什么,忘记所谓“风格”,忘记所谓“主义”,绘画应该是自我发现,自我解放的过程,这样画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戴卓群:这种放松的状态是不是因为回来以后的无所适从和不适?

  冯良鸿:不是,我对画面的东西是有感的,是很兴奋的,我从来没有把它当做是具象的东西,这对我后面几年的创作是有好处的。我改变了极简主义的平面性。使我的画,有空间,有背景,有上有下等新的绘画语言逻辑。这是我回来的改变,对我来说自由了,一点点渗入到了自我的个人状态。

  戴卓群:国内当代艺术爆发式成长的十年中,你刚好不在现场,很多待在国内的艺术家,在国内的发展线索更清晰,你们这些到海外的艺术家回来以后,这十年在国内的线索是空白的,也就是说,是不在场的。

  冯良鸿:是这样,中国发展,各行各业都处在上升期,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一个从事艺术的,或从事别的行业的,都应该到国外去看看。西方社会中,今天碰上的问题可能我们很快也会碰上,虽然不会完全一样,但很多东西是学他们,他们的结果可能也是我们的。

  戴卓群:从前景和未来的角度来说肯定是这样。

  冯良鸿:印象派莫奈画《日出》,雾茫茫的,实际上是那个时候西方工业革命,环境污染严重,空气不好的写照。

  戴卓群:所以才会激发出这样一种形式。

  冯良鸿:我们看印象派的画觉得很了不得,实际上是空气污染,现在也可以画印象派,灰蒙蒙的嘛。开个玩笑,打个比方,这是从自然环境来说的,我觉得从整个思想领域来说也有,所谓现代主义,就是各个行业都专业化,系统化,分配都更专业化,条理分得很细。

  戴卓群:这是一种工业化的模式。在你个人的创作方面,对将来有没有明确的想法。

  冯良鸿:肯定会画下去,我也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做。这个需要时间,画画的周期很长,比如一个人呢,一年办一次个展,就已经很多了,一年办两次,就吃不消了。

  戴卓群: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国内的环境,它不光是艺术的问题,它是一个大的环境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今天说艺术领域的问题,艺术系统还很混乱,很多艺术家忙着包装自己,一年无数的展览、拍卖,有的都已经打包上市,成了股票产品了。

  冯良鸿:这是一个过程,我认为早晚会变化。也有可能这是中国的模式,就走通了。也有可能回到另外一种情况。

  戴卓群:艺术家都削尖脑袋去营销自己,想让自己更有名,更成功,像你这样真是异数。

  冯良鸿:艺术家想要更成功,这本身没有问题,用什么方式,因人而异,从我个人来说,把作品做好是最重要的,这是艺术家的生命,我是这么想的。因为现在媒体也这么发达,交流很多,但是要做好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人都很聪明,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戴卓群:那你现在是很清晰了,我觉得很多艺术家在这个局里是不清晰的,他们被资本化裹挟,很难保持清晰的头脑。

  冯良鸿:过段时间觉得没有戏了,有的人可能就会放弃,或者改变方式,西方也有很多人是这样。搞艺术说白了就是几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一个是为成功而艺术,还有一个是为了生命而艺术。

  戴卓群:中国的价值系统是完全颠倒错乱的,西方会有一个很完整的艺术发展线索,没有中断,但中国中断了,而且非常厉害,比如现在在中国的艺术认同体系里,活着的艺术大师是谁呢?是范曾,不管业内认不认同,官方,政府的系统认同,大众接受到的讯息,范曾就是今天的艺术大师,他前一阵在CCTV的《艺术人生》节目宣扬了他大师的风范,我最近在微博上连发了好几条来说这个事,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甚至不能称其为艺术家,因为他早已脱离了当今的艺术语境。

  冯良鸿:不太了解。

  戴卓群:现在是权贵式、大师级、官方级的大艺术家。从艺术价值上看,他不可能得到学术的认同,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完全是错位的,官方有官方的系统,学院有学院的系统,还有一个纯粹代表当下艺术问题的系统。几种各自的系统里,价值观完全不同,坐标也完全不同,它把整个艺术肢解得支离破碎,最后大家只能通过世俗标准来衡量。最近我们邀请一个德国的艺术家来做了个访问,谈到国内被过度资本化运作的艺术,他说简直像是天方夜谭,太神奇了。

  冯良鸿:在西方也有走商业路线很成功的,我知道有一个叫彼得.麦克斯,他可以在T恤上,在鞋上画东西,销路很好,走商业路线,做得很大。我去过他的地方,就像工厂或者市场,里面各种部门都有,像销售、财务、经理,还雇了艺术家帮他做,非常挣钱。的确在商业上很成功的,他觉得自己就是大师,他的邻居,是搞波普艺术的杰夫.昆斯,他们两个人从不交流,因为走的不是一条路。

  戴卓群:气场不和。

  冯良鸿: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还住得很近。

  戴卓群:在纽约,你跟陈丹青,马克鲁经常在一起交流,走得很近,但你们三个人画风差异很大,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观念上的争议和冲突?

  冯良鸿:实际上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差异不是很大,我们都看装置啊、架上绘画啊,好的作品都会有同感,我们画不同,但是有相通的地方,都在绘画上找到自己新的变化和突破口。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家也有各不一样的情况,有些人过去后选择了放弃艺术,可能他本身也不是很喜欢,原来他从事艺术,但是比较勉强,到了美国以后他放弃,就是纯粹作为一个行业从业者,挣点钱,再就或者索性放弃,做生意。我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现在很成功,他说他特感激纽约,因为纽约告诉他他要什么,到了纽约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放弃,所以才有今天,生意做的很好,当然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成功。还有一种,他要搞艺术,但是画画太难,他出不来,他就搞别的,做装置、做影像,这样他展览的机会就多一些。进入一个所谓的系统,搞装置啊这方面。

  戴卓群:你当时有没有也去想过转向尝试下装置什么的?

  冯良鸿:没有,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绘画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慢一点,但一定走出来,那是很可贵的,我很佩服这些人。九十年代的时候,绘画死亡,你到画廊里面全部是装置,还有别的东西,像表演,行为艺术什么的,架上绘画就显得有点老,过时了。本来占绘画的很大一部分,比如百分之五十,现在只有百分之十五了,因为其它的门类很多,整个都叫艺术。但我时不时会到不同的地方看,很精彩,那些人一直在做(架上油画),他们一直在做,没有改变,而且有火花冒出来。这个是好的,是经过碰撞,消化,沉淀出来的,所以我很赞赏。

  戴卓群:你现在回到国内,跟国内做抽象的艺术家交流多吗?

  冯良鸿:有的,我觉得国内会出现好的艺术家,有许多有才气的青年人,只要在某些方面一对路,马上会有好的作品出现,就会出来。我觉得我的绘画角度,有很多可以从客观的,外界的,环境的,旅行的经历中解读,它变成一个自我消化的东西,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做到一个自我的循环,跟外界的交流也就是你过来看看,仅此而已。因为抽象这个东西它是独立的,如果你重复某个人的话,这样一点意义都没有,

  戴卓群:人是有很多选择,现实也有很多无奈。坚持某种东西有时候很不容易。

  冯良鸿:我还是很幸运的,我碰到许多朋友,看到许多好的作品,觉得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在做,我不是孤立的。

  戴卓群:在国内画抽象的人有你很喜欢的吗?

  冯良鸿:国内我关注的比较少,我关注国外的艺术家比较多一点,比如有一个艺术家叫布里斯马汀,90年我去美国,在书店的一本画册里看到他,我就开始关注他,他的画廊我常去看,他从中国书法的结构里找到抽象绘画的结构,这是一个西方人做了中国艺术该做的事情,但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去做。

  戴卓群:中国的美学里是书画同源的,中国是没有抽象画的,中国的抽象艺术就是书法。

  冯良鸿:对于书法,他虽然是误读的,但他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获得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在台湾博物馆看到怀素的狂草,兴奋得不得了,花了四年时间画了一批画,去年在纽约办了展览,展题叫《情.书》,这是个成功的典范。

  戴卓群:你现在的生活很规律?

  冯良鸿:还算可以。

  戴卓群:每天的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

  冯良鸿:一般是从中午到晚上是画画的时间,晚上很安静,现在很喜欢晚上画。

  戴卓群:现在看书的时间多吗?

  冯良鸿:看长的不多,我一般看些短的,一本书放在那里,我每天看一点,看几页,不是很多,就看些短的,以前在美国的时候看长的多,现在是短的。

  戴卓群:一般看哪方面的书?

  冯良鸿:我比较喜欢中国禅方面的书,多是禅的研究者写的文章。

  戴卓群:古代的书论画论有看吗?

  冯良鸿:过去热衷于画论,现在更注重直接观看的经验,如故宫的藏画展和美国大都会的中国馆,有机会我会常去。还有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些西方艺术家的画册以及一些信息类的东西。

(责任编辑:张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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