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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被高估的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

2017-05-15 13:31:48 来源: 古籍作者: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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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读黄仁宇,最早当然是为人艳称的《万历十五年》,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还是初涉史门的大学文科生。《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仅为中国史一个横切面,而视界却贯穿上下千年,全书以“……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开篇,而以&ld…

  我读黄仁宇,最早当然是为人艳称的《万历十五年》,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还是初涉史门的大学文科生。《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仅为中国史一个横切面,而视界却贯穿上下千年,全书以“……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开篇,而以“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收尾,如此的历史大局描述诚可以动摇人心。此书附录的文章已简述其大历史观,但当时我的识力显然不够。

  此后就很留意黄仁宇。1995年,读他的第二本书,是在香港买到的台版《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其时我已觉很不满意,在书前批注:“……从学理的立场,其观点几乎全部落后!通过间接媒介,我对作者的观点早已不以为然,今细读其书,益觉其谬。”同年稍后又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仍欣赏其文体及写法,承认他有所见,但对他的历史观已全然否定,当时读完批注:“以前读过《万历十五年》,觉得写法很有特色,印象不错。最近读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及本书,已觉得很烦了。两本书中,怕有上百个‘数目字管理‘!开口‘大历史‘,闭口‘远距离‘,几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便打遍天下!”

  细读过黄著的人都知道,作者几乎每本书都大量重复运用仅仅几个概念和基本解释,来来去去就那两下子。以后我虽继续购买、翻阅黄氏的其他著作,但越读越失望,越读也越生气,只当作“批判使用”的学术资料了。直到去年,我翻读三联版《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更加强了原来的认识:从纯学术立场,黄仁宇的所谓大历史观实属虚妄,没有理论价值。《黄河青山》在作者逝世后才中译出版,但写作时间却早至80年代前期,其时《万历十五年》出版未久,作者尚无籍籍名。此书不仅为作者生平的回忆录,亦系作者历史观念的全面总结,其大历史观的原始思路表述得最清晰、最完整,因此大历史观的谬误也就暴露得最明显、最充分。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本与两个学术课题密切攸关:一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性质,二是近代西方为什么能产生新的科学与文明(以及相关联的所谓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文明的问题)。但为省枝蔓,以下不涉及这两个在学理上仍一团混沌的课题,而仅从“常识”角度分析大历史观。

  “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怀是十分迫切的。”正因为黄氏过于迫切的关怀意识,决定了大历史观两个潜在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为何失败?近代中国向何处去?

  对第一个问题,黄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不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而是从后来的历史结果出发,以今律古,极力寻找中国古代制度的缺点,将近代中国的困境完全归因于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体。他在分析1619年努尔哈赤大败明军的辽东之役时说:“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申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将每次挫败都解释为同一个原因,那就等于没有解释;既然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古代制度的整体问题,那史学家还需要解答什么问题吗?论宋代时说:“在宋代,经济中的服务部门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严重不足。当时没有银行、保险公司、现代的商业法规、或是监督大规模商业及财务运作的司法程序。”这当然是以不可能的标准苛求古人。论明代时又说:“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这些话最暴露出作者历史观念的幼稚,“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这不是废话吗?这种思路,异于中学生几希!作者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称为“以荒谬的制度为研究主题”,在我看来,将古代实存制度视为“荒谬”的历史研究才是真正荒谬的。他又批评:“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16世纪人不能预知几百年后欧洲的事情,实在算不上缺乏远见啊!

  黄氏据以评判古代中国的标准,不仅是西方经验,也是现代经验;即是说,他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加上“现代中心论”。他百用不厌的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这种史观的结穴;这个魔术化的概念似乎源自韦伯“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一词,用以概括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按照此种现代式的高标准,处于前近代技术水平的中国当然处处是缺陷,处处都有“技术”不足的问题。但责备明代没有产生“数目字管理”,不就正如批评明代没有发明飞机大炮那样肤浅吗?事实上,按“数目字管理”的标准,不仅明代中国不合格,不仅国民党中国不合格,即使前现代的西方国家也同样不合格,所有的古代社会更加不合格,则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除去现代的欧美,就全是错误和失败的历史了。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他以中日为例指出:“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日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货币管理。……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言下之意显然指18世纪仍为封建社会的日本,在制度上已较帝制中国更为优胜,这纯属马后炮的历史认知。因为日本在近代迅速强盛,就证明其制度在中世纪也是好的;因为中国在近代节节败退,就证明其制度在帝国盛世也是坏的。──可封建的日本又怎么与帝制的中国相比呢?闭关锁国的德川时代又怎么与武功赫赫的康乾盛世相比?打个比方吧:因为20岁的日本比70岁的中国要强,就能够证明婴儿期的日本也比正当壮岁的中国更强吗?英国是近世西方文明的霸主,但进入20世纪已盛极而衰,二战之后更成为美国的跟屁虫,但能说这个世界史上首个工业国家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吗?是否只有美国史才是唯一正确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失败,最关键原因不是内在的(内部帝国解体当然也是主因之一),而是外来的,与其说是由于中国文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如说是由于西方文明新兴的技术优势。按照中国文明自身的逻辑,明清数百年的长期历史,绝不能视为失败;退一步说,即使明代相对失败,清朝绝对还是成功的(金庸在《鹿鼎记》末尾借康熙和韦小宝之口指出清朝远胜明代;赵无眠更将清朝冠于中国所有朝代之首),可在黄仁宇笔下,“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中国文明在近代的大失败,早在数百年前完全决定,则大明立国以来的数百年历史还有什么意义?满清一代的文治武功竟就此一笔勾销了!

  其次,对“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黄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却迥异于前,极力寻找历史行为及相关事件的合理性,历史在他笔下变得直奔主题,“就大历史的观点而言,从公元前221年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具有逻辑的一贯性”,“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任何事件都可解释,任何行动都是大历史进程的一环,这实际上是极端的历史目的论。只要是发生了的历史,就是合理的历史,所以,国民党统一中国是合理的,后来共产党打倒国民党也是合理的;蒋介石上台是合理的,后来毛泽东取而代之也是合理的;毛泽东搞土改乃至人民公社是合理的,后来邓小平改弦易辙搞改革开放还是合理的……“我从学术研究观点证实,毛泽东的计划已够格成为重大突破,将文化导向的社会转成可以在经济上管理的社会……翻身(按:指土改)在中国并不是普通的阶级斗争,而是填补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说是弥补中国文化传承严重不足之处所投注的艰辛努力。”“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还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的革命必须通过蒋介石阶段、毛泽东阶段,至邓小平阶段方见水落石出。”他无非是将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现代中国史都看作一条直线,国共的主义之战,毛刘的路线之争,在黄仁宇而言都已无足轻重,反正大家都是合理的,都是符合“历史的长期合理性”的!

  黄氏更引黑格尔和卢梭的“公共意志”概念以加强其目的论:“……当日牺牲了十万和百万以上的人命,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乱,其他则盲目附从。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尚不可逆转,更不能轻易指斥其为一种错误,免不了当中尚有公共意志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黑格尔来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于黄仁宇来说,凡是发生的就是合理的。对于卢梭来说,“公共意志”永远不会犯错;对于黄仁宇来说,“历史意志”永远正确无误。──黄仁宇跟卢梭的区别是,卢梭思想的实践必然以人民取消个人,以公共意志取消个人自由;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倒是相反,是将某些个人等同于整体历史,将局部的个人取向等同于终极的历史意志。对于灾难相续的现代中国史,即使不发生已然发生的悲剧,也可能发生其他的悲剧,可是,绝不能说已发生的“这一个”悲剧就是绝对必然的,否则个人(领袖)和群体(党派)岂不成了历史的傀儡,而全然不必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事实上,黄氏正是如此认为的。

  卢梭思想的继承者以“公共意志”为当下的暴力辩护,黄仁宇则以“历史意志”为过去的暴力辩护。他其实已将“数目字管理”作为大历史的终极目的,只要他认为是有利于达到这个“数目字管理”的,无论付出何等代价,革命、流血、死亡,就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历史进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他曾借用许倬云的说辞而正面化:“革命不仁,以万民为刍狗。”这种历史观念,既可厌,亦可怕。

  以上分别评述了黄仁宇大历史观两方面的谬误,而他这两种谬误还是自相矛盾的: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而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何前后相悖至此?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须知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崛起数百年!黄氏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黄仁宇的著作可谓当前大陆最流行的历史读物,我手头正式或非正式的专书也有十余种。《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从一个人,从一个学人的角度,黄仁宇由大陆而美国,由军人而教授,其个人的学术苦斗值得我们同情;但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据说台湾史界对他也并不认同,大陆对他浮泛的颂扬虽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读书界而非专业史学界(据我所见,只有徐友渔、朱学勤先生写过较深入的批评文字)。我有一点怀疑,黄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一种填补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空缺的学术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啊。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责任编辑:洪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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