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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较研究

2017-05-15 13:28:44 来源: 古籍作者:赵梅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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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主体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 《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中国历史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从…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主体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

  《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中国历史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国史大纲》则力图证明中国历史是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于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不断进步,有异于在斗争中凸显其活力的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历史认识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其撰述者用以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有别,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面对历史巨变人们所采取的应变对策的不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而《国史大纲》则更多地代表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策略。不难看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受制于其历史观,同时也与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历史前途的憧憬密切相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中国通史撰述的热潮,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①,其中出版于40年代初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钱穆的《国史大纲》②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一直影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这两部中国通史著作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力、主体,以及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E.H.卡尔曾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通过对这两部中国通史著作的比较研究,不难看出有关历史的认识,不仅根源于认识者的历史观,同时也是其对社会的认识和历史前途的期待的反映,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总是紧密地关联着。

  一、关于历史发展进程

  20世纪的新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有因果联系的并且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的过程。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不仅是变化发展的,而且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其发展规律及其过程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因此他们以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在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上,钱穆《国史大纲》与新史学家基本一致。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一首诗,在舒缓和平之中不断前进。“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2]引论11其进步体现为“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朝此方向,则明白无可疑者”[2]引论20。其中,政治制度的演进表现得最为显著。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由封建走向统一,由军人政府变为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争,是其进步的主要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的时代,民间自由学术的兴起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秦汉时期,产生了大一统政府,代替了封建时代。汉高祖称帝,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汉武帝以后,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政府。东汉倾覆后,中国历史由统一走上分崩割据,魏晋南北朝是变相的封建时代,魏晋南北朝的门第为变相的封建贵族。然而,混乱之中学术传统并没有中断,北方在五胡纷扰之后,渐渐找到了新机运,为全盛时期的来临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新的统一政府再次出现。隋代中央政令统一,社会阶级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消失。唐承隋制,而拥有一种新精神,建立了合理的制度,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辉煌。唐中叶以后,这种合理的政治思想消失,各种合理的制度随之瓦解,唐之盛世亦不可保。安史之乱后,大时代没落了。两宋时期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的觉醒,又引发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这是中国史上第二次学术发展。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建立了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被蒙古贵族接受,社会处于混乱之中。朱元璋推翻蒙古统治之后,重建了传统政治。但其废宰相,实行君主独裁,以严刑酷法对待士大夫,又使传统政治恶化。清朝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学术脱离政治,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逐渐消沉。“清代中叶的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2]620正因为这样,清朝的统治也转向衰落。随着列强的入侵,为抵抗外侮,出现了变法自强活动。革新运动失败后,辛亥革命爆发,旧政权解体,其所遗留下的种种恶势力有待逐步清除,理想的新政权尚待逐步试验与磨练,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在这艰难的过程中,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2]659,故“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唯一路向”[2]660。从这里可以看出,钱穆是从民族文化的发展、学术思想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士大夫之沉浮来考察中国历史进程、勾勒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就是在学术思想的指导下,曲折地、绵延不断地、逐渐地向前发展的。

  《中国通史简编》考察中国历史进程时,“按照一般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3]。范文澜认为,这种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3],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研究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发展阶段。范文澜认为,殷商以前是原始社会,殷商为奴隶社会。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私有财产制度逐渐发展了,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奴隶制确立,但是依然保存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西周至秦统一,为初期封建社会。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拥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是农奴而非奴隶,因此西周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自秦到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经济、文化、政治都获得了大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文化中心也由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到隋统一,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大地扩大并加强了。隋唐至鸦片战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宋代开发了闽江流域,元、明时期,珠江流域也开发了。由于经济基础的扩大,文化也超过了前一阶段。

  中国的封建社会就这样螺旋式地发展直至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点,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皆是如此。如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殷商以前为原始公社制社会,殷商为奴隶制社会,从西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战国时期封建领主制向封建专制主义过渡,秦统一后进入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所著《简明中国通史》则运用这种认识具体地描绘了中国历史进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也是根据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曾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进行过分析和批判,认为吕振羽的认识较为合理。他所撰写的《中国史纲》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与《简明中国通史》略同。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具体认识不尽相同,却都将其视为一个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

  二、关于历史发展动因

  无论是范文澜还是钱穆都关注中国历史发展动因问题,但对历史动因的认识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则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推动中国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他指出,无论是殷商奴隶制的产生,还是西周封建社会的出现,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夏禹以前,是原始公社制社会。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产生了,原始公社制不断崩溃。代夏而起的商朝在生产工具、牧畜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西周初年的主要劳动者有自己的一点小份地和小私有财产、自己的家庭,他们是农奴,而不是奴隶,因此此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这说明经济结构的改变,必定引起社会制度相应的变革,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发展,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

  范文澜认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不同的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如自秦至南北朝,经济基础不断地扩大并加强,文化也大进一步。汉以前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至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得到了开发,到南朝时又得到了进一步开发,经济赶上了黄河流域,文化上也超过了北朝,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唐以来经济基础进一步扩大,闽江、珠江流域得到了开发,文化也明显超过了前一阶段,故而中国历史也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西周至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自秦至南北朝为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隋唐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范文澜还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反对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如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统治,结束了西周以来的封建领主统治,为建立强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隋末农民战争的结果,建立了更强大的唐皇朝;元末农民起义的结果,是推翻了蒙古贵族的野蛮统治,建立了盛大的明皇朝。在他看来,农民的革命斗争为社会前进扫清了障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对于范文澜所肯定的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钱穆则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下层人民的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不但没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反而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不幸此等常为纷扰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线之进步。”[2]引论11在他看来,“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2]引论11。对备受人们推崇的太平天国革命,他也予以否定,认为除了给国家社会以莫大的创伤以外,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没有任何作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2]引论11

  钱穆认为,历史是一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其在行进过程中“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或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故历史上的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4]4,历史的连续与变化使其如同人的生命一样,生生不息,“起灭中有生命贯注,寂尽中有生机常在”[4]7。而在这一生命过程中,文化是其根本,起着决定作用。“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2]引论27因此,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就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2]引论10他认为,历史的变化发展,朝代的兴亡,都系之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生命力的盛衰。

  所以,钱穆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方面考察中国历史之变迁,并从民族文化演变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之生命力。首先,他认为是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论及中国在汉亡以后没有像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于黑暗时期之惨运,钱穆指出,这是因为“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2]引论16。正是这种具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推动着中国历史向着合理的方向前进。所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分裂,又出现了盛大的隋唐统一皇朝。“此种转变,无异乎告诉我们,中国史虽则经历了四百年的长期纷乱,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2]283这种渊源于先秦,递衍至于秦汉、隋唐一脉相沿的学术思想使中国社会绵延不断。其次,他指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决定历史的变化,朝代的盛衰、政治的成败皆系之于此。论及东汉政权毁灭之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的出现时,钱穆认为,缺乏一种合理的观念或理论是其根本原因。他指出:“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法存在,必趋消失。”[2]154而一姓万世的观念使东汉王室与民众隔离,内朝、外朝的分别,使东汉王室与士大夫隔离,以致外戚、宦官得以寄生王室里边而促其腐化,走上黑暗的道路。

  所以,东汉政权的灭亡并不是被黄巾军和董卓等军阀所推翻,而是没有一种政治理想使士族支持统一政权的复兴。“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2]156“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2]156故而只能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又如南北朝时期北朝政治能逐渐走上正轨,为隋唐大一统盛运的来临奠定基础,是因为北方士大夫有合理的政治思想。“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之产生,必有一种合理的政治思想为之源泉。北朝政治渐上轨道,不能不说是北方士大夫的政治观念较为正确之故。”[2]249安史之乱后,唐朝所以由盛而衰,亦在于其政治背后的思想观念。其强盛是因为各项制度的背后有一个理想或观念为指导;其衰落,乃是这种精神的丧失。“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制度之意识与精神。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驰,其制度亦趋于腐化消失。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制度的建立。及此项新制度日趋崩溃,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2]300所以,“政治社会各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2]299。

  在此,钱穆明确地指出,思想与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甚至认为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对传统文化过分蔑弃,终被以保全民族文化礼教和社会秩序相号召的湘军所败。“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2]634从这一认识出发,钱穆指出,民族文化是中国民族复兴和发展的生命力和源泉。“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2]引论27-28因此,“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2]引论28。他坚信中国重新崛起,有待于民族国家内部一种新生命力的成长发展。

  可见,在中国历史发展动因问题的认识上,范文澜与钱穆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三、关于中国历史的主体

  与对历史发展动力的不同看法相关联,钱穆与范文澜在中国历史主体问题上,也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在钱穆看来,只有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士大夫阶层才是中国历史的主体、中国历史发展的领导者,才能张扬民族精神,促进民族文化的进展。他指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休戚相关。士大夫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否则社会只有沉沦。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士大夫代替军人、商人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力量,汉代的文治政府由此造成。“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2]105又如,宋明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赖有地方士大夫的积极领导,社会得以稳定发展。“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重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力量。”[5]812所以他指出:“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支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项。”[5]561明确提出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复兴和发展仍然有待于新的士大夫阶层的觉醒和领导。“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5]812对中国历史主体的这种认识,反映出他的精英史观。

  与钱穆相反,范文澜要求颠覆以往以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为历史主人的作法,将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历史的主体,并力图揭示出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论及《中国通史简编》的特点时,他指出,与以往的历史著作相比,《中国通史简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3]。范文澜不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而且肯定和歌颂了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及对祖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他将历史上劳动人民争生存、争自由的反抗斗争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而肯定其合理性及作用。

  《中国通史简编》详细地记述了历次大规模的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斗争,特别是自陈胜、吴广以后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表明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中国历史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指出,中国历史上汉、唐、明三大强盛帝国的出现,是农民起义胜利的结果。“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整个历史的命运,不看清这一件大事,等于忘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3]当然,范文澜也看到了农民的不足,如论及西汉新市、平林、赤眉起义军时,便指出他们体现出的保守性、狭隘性、自私性。在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同时,范文澜还充分肯定了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期,人民群众表现出的强烈爱国情感。他指出,金兵南下时,以宋高宗为代表的大地主只知逃跑、求和,陷害忠良,是人民与爱国将领的英勇反抗才使得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免于灭亡。特别是钟相、杨幺领导的洞庭湖起义军,拒绝了金人的利诱,斩金使者,并转告宋岳州守官,也拒绝了宋朝的诱惑,大义凛然,光明磊落。因此人民群众不仅具有革命斗争传统,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正义精神。范文澜还肯定劳动人民对我国文化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指出,民间是艺术的源泉,一部中国文学史表明,“重要的文学多从民间创造出来,经文士采取,经过技术上的修整,始成高级的文学。例如汉清商乐府本是各地民谣,著名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书,原是民间话本”[6]838。这些表明,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主体的认识相适应,《国史大纲》与《中国通史简编》撰述的重心也各有侧重。学术文化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的沉浮是钱穆所关注的重要内容,范文澜则将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反映劳动人民的活动作为撰述的中心。范文澜批评以往的史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6]序。而他要写的是一部人民所需要的、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历史。如有关两汉时期的历史,《国史大纲》记述的内容主要为第七章第四节平民政府的产生、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包括西汉初年之社会、西汉初年的政府、西汉初年的士人与学术、中央政府文治思想之开始、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士人政府之出现、汉儒之政治思想、王莽受禅与变化)、第九章统一政府之堕落(包括东汉诸帝及年历、东汉之王室、东汉之外戚与宦官、外戚参加王室之由来、宦官参加王室之由来)、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包括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太学清议、党锢之狱、门第之造成、东汉士族之风尚)、第十一章统一政府之对外(包括两汉国力之比较、西汉与匈奴、东汉与西羌)。《中国通史简编》记述的内容主要为第二编第二章对外扩张时代——两汉,包括第一节两汉政治概况及农民生活、第二节两汉工商业、第三节疆域的扩大、第四节王莽变法、第五节西汉农民起义、第六节东汉的政治与党祸、第七节东汉农民起义等。可以看出,有关两汉的历史,钱穆关注的重点在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政治演进、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而范文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农民起义,予以了特别的重视。

  四、关于中国与世界

  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考察,是19世纪后期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史学意识。20世纪前期,在中国与世界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一些学者注重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一致性,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既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属性,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论及原始公社制度时,他指出:“中国历史同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也就是说,依照历史一般的发展规律,在上古时代,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也称为原始共产制度)。从中国历史开端到‘禅让’制度崩溃,正是实行着这个制度的时代”[6]17。这说明,中国历史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性。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理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历史具有自身的特点,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应该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必须了解人类历史的共性与中华民族历史的特殊性,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法则。“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6]序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这种认识,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些人以“中国国情特殊”为借口,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反对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为了回击这种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人类历史的同一性,并努力证明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特殊和不同。30年代末,随着对唯物史观理解以及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从强调人类历史一般性到注重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等都提出要探讨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侯外庐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对此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探索。范文澜有关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认识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钱穆自始至终强调东方和西方的区别、中国历史的特殊面貌与特殊性。他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世界文化主要有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型和以地中海四周为主的西方型两种文化类型。西方型文化的特点为“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常务于力的斗争,而竞为四围之斗”;而东方型文化则“于整块中为团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2]引论20所以,不同民族的历史也各不相同。如中国历史如一首诗,常在“和平”中得到进展,欧洲历史如一幕剧,常在“斗争”中显现其精神,表现为波浪式的推进。[2]引论11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不是发展阶段的先后问题,而是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发展路径。所以他坚决反对以西方历史为标准反观中国历史,要求从中国历史自身出发研究其民族精神。他说:“鄙意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在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7]802,“研究中国史,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找求,更应在中国史前后的变动处找求”[7]803。这里所说的“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其矛头所指的正是梁启超等新史学家、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人类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历史规律来指导中国历史研究。钱穆认为,只有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出发,才能将中国历史的真相展现在人们面前。他指出:“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2]引论8故而“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2]引论9。

  范文澜、钱穆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态度,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认识:人类历史是否具有统一性。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具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属性,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完全适合于中国历史,史学家所要探索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钱穆则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其“环境”与“事业”,因而各具个性与精神,不存在共同性。因此,他坚决反对以西方概念笼罩中国历史,反对任何以西方历史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历史、改造中国历史的作法,主张在中国历史自身内部求得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生命力。

  五、史学研究与有关历史发展前途的认识

  从上面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钱穆《国史大纲》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无论是关于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还是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因、中国历史主体,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都表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两种自成系统的中国历史观。一是将中国历史视为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在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发展,不断进步;一是强调经济基础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历史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从低级社会形态不断地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这一状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他们研究、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存在巨大的差异,也是因为他们在历史的巨变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应变态度不同。钱穆的中国通史观更多地体现出传统史学家、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对策,而范文澜所建构的中国通史体系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历史、中国前途的认识,正如戴逸先生所说:“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8]。

  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以历史教育民众,开发民智,培养国民爱国心,成为史学研究者的自觉意识。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史学家更加痛切地感觉到应该认真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以鼓舞民族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感到,应通过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总结,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增强中国人民抗敌的勇气和对民族的信心。如邓之诚撰写《中华二千年史》,旨在以历史事实告诉人民,中华民族2000年来之所以能危而复安、弱而能存、亡而复兴之原因,从而使国人在艰难的处境之中,具有必胜的信心。张荫麟《中国史纲》要“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壮观”[9],鼓励全民族努力创造一个新时代。钱穆认为,“在抗战中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要唤起民众,必先认识历史。新通史的最主要任务,是将国史真态,传布本国人民,使其了解祖先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激发他们热爱、保护本国历史文化的热情”[10]。

  为解决现实问题指明方向,被钱穆视为通史撰述的重要职责。他曾指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11]在《国史大纲》中,他告诉人们中国社会虽然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但其生力尚在。“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由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2]引论22中国现在所遇到的困境,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挫折。其所谓的“生力”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所获得其生机。”[2]引论27他满怀深情地写道:“值此创钜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所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2]引论27期待国人对中国历史有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懂得在中国自身内部寻找社会改革之方案。为此,他批评科学派史学研究者沉溺于琐碎的考据,“与当身现实无预”,“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也批评革新派以历史为宣传改革现实的工具,对历史并没有真切的认识。钱穆力图通过对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生命力的揭示,期望国人能从国家民族自身寻找到救亡和复兴的力量源泉,自然地将学术文化、士大夫的活动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方面予以研究,认为民族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泉与推动力,而民族文化的承担者士大夫则是抗战建国的根本力量。因此,他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士大夫身上。

  钱穆强调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而西方历史像一幕剧,中国历史常在和平状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以发展,而西方历史则在斗争中显示其生机与活力,竭力突出中国历史与西方的差别,显然是要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式的革命,救弊纠偏式的改良才是正道。

  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以历史教育人民,使人民从历史发展中看到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认清奋斗的目标。他指出:“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6]序可见,他是将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指示中华民族发展前途作为其《中国通史简编》的撰述旨趣。范文澜指出,中国历史既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又有自己的特点。“由于中国统治阶级的昏愚贪暴,鸦片战争以来,引导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道路上去。”[6]769“中国人民在统治阶级压迫下,永远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到底非沦为殖民地奴隶不可,因而只有摆脱统治阶级的压迫,才能真正改善生活,得到人类应得的待遇。”[6]769历史上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都失败了,这是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只能推翻旧的地主政权,起而代之的依然还是地主政权,对农民不会有什么好处。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农民才能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得到真正的出路。”[6]118这是告诉人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对中国社会和前途的这种看法,使范文澜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更多地关注劳动人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揭露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罪恶。

  虽然《国史大纲》、《中国通史简编》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但两书在当时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激励着人们的民族爱国热情。1949年以后,这两部中国通史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中国通史简编》成为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体系,《国史大纲》则被排斥。然而,近十几年来,其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国史大纲》颇受欢迎,《中国通史简编》则被一些学者视为“战时史学”的代表而备受冷遇。这种变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告别革命”,重新思索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思潮有关。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憧憬。

  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了40余种中国通史著作。

  ②《国史大纲》(上、下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延安1941-1942年出版。

  参考文献:

  [1]E.H.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5.

  [2]钱穆.国史大纲[M]//民国丛书(第1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3]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J].新建设,1951,(2):20-24.

  [4]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C]//广东省东莞市政协.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5]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12.

  [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历史[C]//蒋大椿.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选.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8]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J].近代史研究,1994,(1):4-6.

  [9]张荫撰,王家范导读.中国史纲·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0]张志哲.钱穆和《国史大纲》[J].文史哲,1986,(2):69-71.

  金衣夜行 :几种中国通史比较

  顾颉刚曾指出:(中国通史)其中较近理想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钱宾四先生的书外, 其余均属未完之作。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

  以上几本书中,钱书写于1939年,由在西南联大授课的讲稿整理而成。彼时日寇气焰正炽,国家命运悬于一线,钱抱着“写中国最后一本通史”的悲壮去写史,钱书文采飞扬,感情激荡,既立足高远又一针见血,确实是千古之书。美中不足的是有些地方稍微有些主观,且钱本人立场保守,一些史论显得迂腐,有类司马光的“臣光曰”,且行文文白交杂。钱曾立遗嘱,其书版权未公开之前,不得出简体横排版。故至今钱书只有繁体竖排版,书中异体字满天飞,对一般普通读者是障碍。

  吕书其注重历史材料的串联和考证,故吕书其耐读性较差,尤其是《中国通史》,腰封上吹得满天飞,买回家一看一般读者必然不会喜欢。吕书中国通史体例也与众不同先上篇是按“婚姻”、“族制”、“经济”等专题写的专史,非常专门,占全书的五分之三强。下篇是中国政治史通讲,很简略。故只想读一本中国通史,不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吕书不是最优选择。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其实是非常适合普通读者的。文采不输钱书,客观不输吕书。张本人也是传奇人物,留过洋,有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点,故其书气象开阔博大,文字清顺流畅,简约而不简单,易于理解而不媚俗。可惜张写到东汉张荫麟即病殁。可惜!

  陈恭禄的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当年跟陈寅恪号称“二陈”,可陈恭禄的专长似乎在近代史,他写的通史有点类似讲话稿,而且一大半是他学生整理而成的。

  缪凤林的书是胶版,书脊容易开裂。读完感到新观点很多,至今让人有很多思考。可惜此书文言味较重,有时用词很古怪,不擅长文言的可能会读得很辛苦。

  近年来,港台的中国通史类著作也纷纷流入大陆,今天我们也能见到一些。这里距几种。一种是傅乐成主编的《中国通史》,一套七本,一般人坚持也能读下来。此书图文并茂,文采也不错,可是似乎书中体例、观点等诸方面未能一致,其中有些作者还是在读研究生。一种是傅乐成本人写的《中国通史》,此书则考证味较浓,注释大段大段,书中仅仅提供历史材料,不提供可供参考的历史观点。对于没有形成自己历史观点的读者来讲不合适。还有一种是李定一《中华史纲》。虽然腰封上吹牛,“比钱穆《国史大纲》客观,比吕思勉《中国通史》生动”,书中讲到明太祖,通过几个不讲背景的例子便断言朱元璋心理变态,客观在哪里?而且此书还具有一种搜集轶闻、拘于小节的倾向,很多地方会讲一些很具体的历史小细节,而这不是通史的任务。 还有港台的邝士元写的《国史论衡》,资料汇编吧,错别字很多,很膈应人。

  外国人写的中国通史很多不堪一读。如黑格尔世界哲学演讲录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幼稚得可以;世界史名著《历史研究》、《全球通史》等关于中国的部分,真心只适合对中国一点儿不懂的外国人读。这里着重介绍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和《剑桥中国史》。

  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一个习惯,以论带史,即先有立论见解在先,然后有逻辑推演。《中国的历史》中非常鲜明地反映了这个特点。第二本《殷周春秋战国》作者真是突发奇想,说《春秋》三传是,《春秋》三传是为“下克上”当权贵族捉刀说项,等等。读完在感叹荒谬绝伦之余,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敢想、敢写。读读启发人也是很人想象力的。还有就是作者会脱离历史叙述,开始大讲自己某次在中国考古经历的见闻,大有小说写法中的“元小说”风味。总体而言,不能当真,读此可以明白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和日本人的思维习惯,若希望读此可以窥得学习中国历史门径,只能是缘木求鱼。

  《剑桥中国史》本来共16册,出了十几年还未出全。此套书薄古厚今思维非常明显,越近篇幅越长。作者都是一流的汉学家,相比日本人而言比较克制,注重史实,有一分说一分。缺点是因为是翻译过来的,不免语言欧化意味较重;篇幅较大;有些篇章较为专门、冷门;各章节间不连续、相互割裂,各章之间体例也不一致。总体而言,比日本人写的优秀多了,作为中国通史入门书差强人意。

  官方出了一本《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实话实说,这本书的绝大多数地方写得还是非常客观、易读的,私货几乎没有。刚开始我也非常奇怪,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才体会到,此书的出版大约是真想竖起一面镜子吧。写作优秀的中国通史读本,其实是要多人合作的。司马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每个历史学家擅长的方面不一样,只有多人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写出一流的作品。这本书由多人合作写成,几乎没有个人风格,然而这本书能不能超越“国史四大家”之钱、吕的通史,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在这个平庸的年代,大家都“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

  所以严格地讲,今天我们还没有一本对普通读者来说接近完美的中国通史读本。

  中国通史类著作

  一、《历代史略》(柳诒徵)

  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全书注重学术思想,典章制度的演变,礼俗、文字和制度沿革介绍的十分详细,从这点看又是典型的柳诒徵特色。

  二、《中国古代史》(夏曾佑)

  齐思和评价它为“第一部有名的中国通史”,它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学者最早接 受日本史学影响编撰中国通史的产物,第一部用近代史观点分阶段叙述历史的著作。

  三、《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

  20 世纪早期日本研究东洋学的代表性人物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京都学派和国内历史分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内藤湖南提出了全新的标准,即文化的时代特色。其上古下至东汉中期,后汉末期至西晋为第一个过渡期,五胡十六国至唐中期为中古,唐末至五代为第二个过渡期,宋元明清是近世。其中两个过渡期特别是后一个充分体现了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思考。

  四、《中国史纲》(李泰棻)

  20 年代国内最详实的通史著作,史料齐全,影响很大。该书的绪论是本书的精华之一,作者以原史、史家三要、综合研究法、分析研究法、编纂、种族六篇,阐述自己对历史概念的定义、史学进化、历史分类、历史与相关学科关系、历史研究方法论、史料真伪辨析、史书体力编纂等基础理论的看法,富有卓见。

  五、《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在 20、30 年代多次再版,广受好评;《中国通史》上册严格来说是专题史尤其是制度史的集合,与一般概念上的通史关系稍远,但可视为另一种通史风格的尝试。

  六、《中国史》(王桐龄)

  内容最详尽、体例结构独特、见解非凡的中国史著作。该书在分期上尽管也是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但在朝代上与其他诸家存在明显差异,显示作者对各朝代的评价。该书以民族盛衰、国家兴亡为线索,注重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并提出“学史救国”的口号,认为历史乃爱国心之源泉,国民教育之基础。该书在宏观把握历代兴亡脉络的同时也多有见解,其中对王莽、秦桧、朱元璋等人物,秦亡、宋亡、明亡、清亡等现象均给出非凡见解。

  七、《中国通史选读》、《国史纲要》(雷海宗)

  《中国通史选读》一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以目录显示纲领,以解说阐明要旨,以史料为主要内容。故脉络清晰、史料丰富,全书 90 万字,大部分为古籍原文,其解说部分只有数万字,体例在当时的各种通史中独树一帜。语言精练,创见甚多,该书将中国史分为史前时期、封建时期和专制时期三阶段,注重列举疆域内外、社会上下、经济文化重心等势力的变化,对思想领域尤其是学术思想的变化尤其重视,全书讲求会通。该书适合按照观点寻觅史料的读者,古文基础不佳者不建议阅读。《国史纲要》仅为框架,学术价值不如前者,如作为通史阅读又略显干瘪。

  八、《中国通史纲要》(黄现璠、刘镛)

  20 世纪冠名《中国通史》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该书为合著,前两册为黄现璠所著,最后一册为刘镛。各朝代均有专节论制度、文化、民生状况、风俗等,尤其注重制度严格的进化。全书纲领性较强,内容稍显薄弱,卷首有邓之诚序。全书完全不提“奴隶社会”,贯彻了作者“无奴派”的主张,书中从古至清代按照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进行历史分期。

  九、《中华通史》(章嵚)

  本书特色鲜明,一是分期上按“政治与文化之起落”,将中国史分为上古、中古(秦至唐末)、近古、近世四部分,而每部分有分时代。共分为文明孕育时代、政治发展时代、封建解纽时代、帝权初炽贵族助长时代、神州分裂外部内侵时代(续)、帝权再炽武人助长时代、外力内侵神州复裂时代、蒙古入主国民移转时代、满洲入主民国胚胎时代等十部分。其中将秦汉视为贵族时代,隋唐为武人时代,极具见解。二是内容以政治、法制、文化为主,逐代叙述,到宋以后尤其具体,也反映出作者厚今薄古的史学观念。三是在时间的计算上,既不采用传统的皇朝纪年,也不采用西元纪年,而是以民国元年为基点向前推算,尽管作者认为这是种创新,便于读者计算时间,但事实上相对西元纪年仍显麻烦。四是在史料选择方面,尽可能选取信史,对琐记小说等一律不予采用,同时在记载不一、观点不同之处采取折中态度。该书开头部分有长达 100 余页的导言,以释地、族、系、时、政、民为标题系统表达自己的史观。

  十、《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

  有较大影响、可读性强、脉络清晰的多卷本通史著作,曾为多部通史类著作“提供”史料。

  本书在体例上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兼顾编年、纪传、章节等体。本书虽然基本没有作者的评论,但从史料选择和标题设置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其历史上线为秦,显示其疑古思想;重视经济内容、官制、历史沿革、边疆少数民族和人民斗争;篇幅上详今略古,明清部分占 5 册;注意记载民族兴亡、国家兴衰的大事。该书虽为繁体竖排无标点本,但阅读起来并不吃力,甚至比许多横排简体本易读,原因便在于其标题、正文字号大小存在明显差异,使得本书的筋脉十分清晰,且章节标题短小,易于记忆,另外由于本书没有新式标点,均为句读,所以正文基本上都是短句,也很便于快速阅读。该书架构明晰,每编按照世系、基本史实、制度、人民生活、学术思想、风俗习惯、交通、宗教等几类来罗列史料,并附有136 个自制表格,全书规模宏大,史料丰富,如专设“争界”介绍清政府在西藏、片马、间岛等领土问题上的态度与做法,又设“抵制外货”介绍清朝抵制美货、日货的情况。该书在立场上秉持传统史观,称农民起义为内乱,农民起义军为寇或流寇,官府镇压为平叛等,史料上大段引用正史,也注意引用赵翼等人的著作。该书的遗憾是作者未能吸收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十一、《中国通史》(周谷城)

  史料丰富、别具一格的通史,曾较长时期作为上海历史专业教材。

  以纪事本末体编纂通史,重在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将中国史分成游徙部落定居时代、私有制生成时代、封建势力结晶时代、封建势力持续时代和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突出人与自然的斗争、种族斗争、阶级斗争,而略于典章制度、学术文化。该书在开头以导论介绍编纂目的、编纂手段及史书体例,别具特色。该书篇幅较长,资料性强,其中常出现大段的古籍原文,诸如宋江三十六人等也予以记载,但脉络依然清晰,特别是节、目的标题逻辑性强。该书适合与其他通史类书籍对照参看,弥补史料缺失。

  十二、《国史大纲》(钱穆)

  该书是钱穆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最具传统文人色彩和文化特质的通史,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通史之一,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部,但多有所得,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赞其“创见最多”。1949 年后长期以来一直是港台高校的历史教科书。

  《国史大纲》是中国通史类图书中最具个人风格和不落窠臼的典范。该书从写作目的、体例编排、全书架构、序跋、史学观念和史实讲述方面均与其他同类书籍存在巨大差异,可谓特色极其鲜明。从写作目的看,钱穆在国运艰危之际,为留传中国文明、文化于后人乃著此书,以避免神州倾覆而文化无存的尴尬,同时回击全盘西化在文化上的侵袭,为抗战提供民族和文化认同;从体例编排看,该书采用章节体与纲目体交互的方式,有效的实现了两者互补;从全书架构看,全书八编四十六章,从编上看并无特别,是传统的王朝体系,但在章的陈列上非常讲求,根据朝代不同调整所述内容,其落脚点均在查考历代兴亡之因;序跋方面,该书在开头便列出“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并以 2 万字的篇幅做了一个引论,是通史著作甚至是史学著作中最佳范文;在史学观念上,钱穆融传统派、考订派史学重义理考据与革新派史学重理论的特点,讲求会通、专博并重、经世致用;在史实讲述方面,侧重文化的作用,带有强烈的文化复兴色彩,这也与钱穆写书的目的和其提倡的“温情与敬意”直接相关。由于该书在各角度上的特立独行,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和关注,争议不断,其中认为秦之后非封建社会、明清之前中国非专制社会的主张与大陆官方说法存在巨大分歧,也使其著作收到长期批判。该书创见很多,不赘述,但对于需要了解中国历史概况的,该书并不比其他书高明,适合已形成历史框架且深入学习的读者。补充一点,1974 年台湾再版后,增加了钱穆和弟子严耕望手绘地图,十分精美

  十三、《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

  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是白寿彝版《中国通史》问世前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类型通史中,范文澜版是受到政治影响最小的一部,也是最有影响和分量的一部。该书虽是为响应毛泽东而作,但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句,也基本没有教条式的空乏议论,同时书中很少引用古籍原文,必须引用时也都译为口语或较易懂的语言。由于范文澜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该书文笔甚佳,框架清晰,简而有物。在史学观点上,范文澜保持了史家独立思考的身姿。他既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又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的作用,这与当时极力赞扬农民起义的其他著作形成鲜明对比;他对宗教尤其是佛教,予以相对客观中肯的评价,在批判佛教时又予以大篇幅介绍;在高谈儒法斗争的政治环境下,他对曹操予以客观评价,反对盲目推崇曹操,但在指出其屠杀百姓的同时还积极恢复生产。该书对蒙元、满清予以强烈的鞭笞。在史学观点上,范文澜支持西周封建论,注重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该书的精华为第三卷下册文化部分。

  十四、《中国史纲》(张荫麟)

  观点精彩、行文简易的“高中”教科书,目前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该书依据作者的历史观对东汉前的中国史实作了较为严格的选择和取舍,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及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

  章节安排简要得当,其中众多章节均邀请各领域内名家提供专题初稿,但又以自己的观点将其融汇。该书注重吸收当时新的研究成果,如史语所殷墟发掘成果便得以利用。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专题式,将个别专题深入讲透,而其他大事则作为背景予以简单介绍。作为被众多名家誉为史学天才的张荫麟,在书中也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观点。可惜作者英年早逝,未能写完此书。

  十五、《简明中国通史》(吕振羽)

  既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又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是兼具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特点的通史性质教科书,但由于范文澜、郭沫若等版本的存在,该书在影响力上相对较小,故长期未能再版。

  体例上打破王朝体系和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旧史体例,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学说,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主张西周封建论,从西周起算初级封建制社会,秦至清为专制主义封建制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强调阶级对立,对农民起义给予高度评价;在两晋南北朝、宋辽金夏对立等时期,尽可能回避尖锐的民族矛盾,主要讲述阶级对立,但对蒙元评价较差,对元朝带来的社会经济的摧残和民族压迫给予较为详细的论述;部分引用史学研究成果,但篇幅不大。尽管该书影响力不如范文澜等版本,但该书资料较为翔实,文笔较好,值得一读,但由于长期未能再版,仅能寻找电子版本。

  十六、《中国历史纲要》(尚钺)

  本书是解放后第一部完整的使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写作的中国通史,作者尚钺长期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政治气息浓重的马克思主义高校教学。作品具有很大影响,曾出版多个外文版本,累计发行 40 余万册。该书侧重朝代更迭引发的矛盾冲突和由此引发的运动、斗争,所以在阐述古代历次反抗运动方面颇为详尽。极力贬斥蒙元,对元朝统治的残暴和对经济、社会、文化的破坏揭露较多;反对人为割裂清代,不认同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不认可夏代的地位,认为商以前中国社会都处于原始公社时期;支持魏晋封建论,西汉是奴隶制的顶峰;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有自己的观点,认为万历时期便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雍正时期即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观点多与毛泽东相左,曾受到《历史研究》、《人民日报》的批判。

  十七、《中国历史概要》(翦伯赞、邵循正、胡华)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编撰的一部完整记述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的通史著作,对象是党内干部。

  十八、《中国史纲要》(翦伯赞)

  是一部简明扼要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60 年代后长期作为高校文科通史教材,流传很广,已累计出版 100 万册,也是众多学校考研特别是北大的必备书籍,是中国通史类教材中的经典之作。

  本书与范文澜版最大的不同在于,范文澜是一人之力,而翦伯赞版是众家(均为北大教授)之功,先秦部分吴荣曾、秦汉至南北朝是田余庆,隋唐汪篯吴宗国,五代十国宋辽金邓广铭,元明清许大龄,近代部分邵循正陈庆华,均是各领域的一流专家,保证了全书的水准。本书史实陈述简单,更多地关注经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数据较多,此外引用原文的频率较高,且均在页脚注明出处。主张西周封建论,关注民族问题。本书适合有一定历史基础或历史专业学生阅读,历史知识不够扎实者阅读时略显吃力。

  十九、《中华五千年史》(张其昀)

  张其昀是史地学家,该书发挥了其在地理方面的特长,以时空为经纬,以思想史为重心,以世界史为背景,体例角度均十分新颖,且史地史料丰富。该书的缺憾是写作时未能及时吸收相关考古资料和最新成果。目前该书在大陆尚未全部引进,仅有第五册以《孔学今义》的书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09 年 10 月出版。

  二十、《中国通史》(傅乐成)

  具有实证史学风格和台湾早期学风的通史著作,长期作为台湾历史教科书,浅显易懂,适于历史专业学生以外的人群阅读。

  二十一、《中国史稿》(郭沫若、尹达)

  如今市面少见、曾经影响巨大的通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无冕之王。对需要了解当时学术政治生态的读者而言是必读之书。

  该书最大的特色是由郭沫若担任主编。1958 年,中央决定组织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决定由郭沫若任主编,范文澜、翦伯赞、尹达任组员,尹达具体负责。从阵容来看,这是极具分量且必将系统、完整反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史学观念的作品,而为推动该书成稿所开的会议,对其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通史类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在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这“史学界五朵金花”上均有重要的影响。该书采用郭沫若“战国封建论”并得到毛泽东认同,与稍早的范、翦、吕的西周封建论、白的秦统一封建论及尚钺的魏晋封建论完全不同,走出一条新路。书中的大部分观点被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接受并延续至今。该书除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外,还分利用了当时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书末的大事年表还有各时期中外事件的对比,书中穿插大量图片与地图。该书的精华部分在第一、二册。由于本书出版时间较晚,因此书本身并没有其他同类型著作流传广,但其背后对通史著作的影响却无可比拟。另外,郭沫若为此书所编写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反而喧宾夺主。

  二十二、《中国人史纲》(柏杨)

  从某种程度上讲,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是如今各类历史普及读物的重要范本,也是非历史专业人士著史的榜样。该书体例和分期方法均十分独特,特别

(责任编辑:洪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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