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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礼平:书札收藏故事

2017-05-15 13:01:05 来源: 古籍作者:许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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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收藏”角度而言,“书札”固然是“尺牍”之义,却是指广义的,内中是包括了一些笔记、题辞、手稿、札记、公牍、讣告、收条、请帖、名刺、板报等等种种纷繁的“杂多”形式。换言之,“书札”…

  从“收藏”角度而言,“书札”固然是“尺牍”之义,却是指广义的,内中是包括了一些笔记、题辞、手稿、札记、公牍、讣告、收条、请帖、名刺、板报等等种种纷繁的“杂多”形式。换言之,“书札”是纷繁的搜藏项目的一种概括。

  §书札收藏故事

  搜藏“书札”的广狭义

  “书札”,也作“书剳”,或作“手札”、“书启”、“尺牍”,其实就是书信,是异名同实。但诸种名称之中,算“尺牍”一词最为普及。因为四九年前,中小学在“国文”之外,另设“尺牍”科目,所以上一辈人,都多曾读过乐毅《报燕王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李陵《答苏武书》、丘迟《与陈伯之书》、史可法《答多尔衮书》等等,也有读《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等。这足见旧时通讯落后,但对人际沟通的“尺牍”则是十分重视。

  但从“收藏”角度而言,“书札”固然是“尺牍”之义,却是指广义的,内中是包括了一些笔记、题辞、手稿、札记、公牍、讣告、收条、请帖、名刺、板报等种种纷繁的“杂多”形式。换言之,“书札”是纷繁的搜藏项目的一种概括。

  举个例,往日郑逸梅在《艺林散叶》就说过“周南陔藏孙中山请柬,钱化佛藏黄克强讣告,汤国梨藏黎元洪书赠章太炎东南朴学四字横幅,均为辛亥时代革命文献”。像上述这“请柬”、“讣告”都是很难作为搜藏的立项,只有归属于“书札”。今日讨论之前,特先作解释和“正名”。

  尺牍的搜藏是史料

  如上所述,“书札”的狭义就是指“尺牍”,而尺牍多是真情所流露、心声所寄。其中会触幽动隐,是历史宏观视角所不及见的。所以读史者,往往爱从尺牍微言,用之作历史的补充和解释。举最近的一个例,关于王国维自沉,有说是亲家罗振玉迫债所致。九十多年,这些悠悠众口,习非成是,即使硕学鸿儒,如郭沫若、傅斯年亦在所不免。当中亦夹杂着骂遗老以抢占道德高地为心。谁知1980年代罗振玉嫡孙罗继祖在北京《读书》杂志(1982年第8期)发表《跋<观堂书札>》一文,刊出王国维写于1926年10月24、25和31日致罗振玉信三通,内容是述及王国维将长子王潜明逝世之海关恤金寄罗,罗不肯收,将款退回,王再寄,罗复退,后来才勉强收下。据此,足证“迫债”事的不可信了。要不是这三封信的曝光,则白璧青蝇,谁能湔雪?

  尺牍搜藏的鉴赏开始和价值开始

  至于因仰慕其人品,玩赏其书法,那又是书札搜藏的另一种角度了。

  在《汉书》记载有位陈遵,说他(陈遵)“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大概这位陈遵擅文辞,书法出色,他的书札就为人所珍藏。他该是书札被收藏而姓名可考的第一人。但可惜的是,陈遵的书法毕竟没有流传下来。

  有收藏,自然会有人去居奇和出卖。晋代王羲之书《黄庭经》换鹅,宋代苏东坡信札被人换羊肉,这两例又都是“书札”有经济价值的先声。

  在宋人赵令畤的《侯鲭录》卷一中有说到:“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公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这“断屠”是唐代武则天的典故,就是禁杀牲。苏轼知韩宗儒以他的书札换羊肉,他就对其等回信的仆人说:今天“断屠”了。要是当时有拍卖行,又何至于用“断屠”一词。

  近世最大宗的书札买卖

  有收藏,自然有买卖。书札之买卖,最大宗是发生在近代。

  先前说过,书札搜藏的定义是很广,任何传递性的文字,当中又具受件人和付件人的形式,这都合“书札”之义。而近世最大的“书札”买卖,数量据说是八千麻袋,是明清档案,这事详见于罗福颐先生1948年发表的《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之历史及其整理》一文中,近年也有王若撰《罗振玉与“八千麻袋”事件》刊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0日第15版,两人都说得很全面,诸君可自行参阅,我在此不虚耗大家时间了。

  近世最惨痛的书札搜藏

  而最惨痛的书札搜藏也是在近代,那是舒芜所藏的胡风手札。

  先说舒芜之留意书札似乎早已有之,未必限于胡风一人。舒芜在口述自传中,就说过一件有关书牍的事:

  大约1943年9月间,胡风转来了陈家康给我的一封信,信的格式很古气,开头就是“家康白:管君足下”末尾又是一个“家康白”。信中谈了他对《释无久》的意见,也略谈了一下他的工作和研究的矛盾:“余杭章君曰:‘学术和事功不两至,’余未敢必其两至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我的来信。他是周恩来的秘书,又那么有学问,所以印象极为深刻。

  引文中,舒芜所说的“家康白”,绝不是舒芜在揶揄,反而该是心焉向往的。舒芜在后文更说过:“中共西南局这边有几个人,一直比较接近;主要是陈家康、乔冠华和胡绳他们三个,陈是周恩来秘书,乔是《群众》杂志主编,胡是《新华日报》的……据说有些人就把他们叫做‘才子集团’。”(见《舒芜口述自传》125页)

  但舒芜的关心书启,谁料到这习惯会换惨痛?1955年舒芜交出那私人收藏的百多封胡风的来信,换来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舒芜事后多次讲到:“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这该是书札搜藏史上的最血泪的一笔。

  只是“书札”的搜藏,向来是无所忌讳的。附说一下:“搜藏”是一项强调“知性”的行为。所以“血沁”、“尸蓆纹”、“遗嘱”、“讣告”都百无禁忌成为把玩清赏之物。前文说到钱化佛收藏黄兴的讣告即是一例。名人讣告若出现在拍卖场,许多藏家是要争夺的。要是什么绝命诗、绝笔书,则更显珍贵。我的藏品中有王时敏的遗嘱,有王国维的讣告,从来不忌讳。前几年北京泰和嘉成拍卖一件邱逢甲的讣吿,我出价不低,但也铩羽而返。

  另外,书札收藏不必有所谓立场,不管所收的书札是岳飞还是秦桧、是姓蒋的还是姓汪的。愈是反面人物就愈是难得。但谁料到舒芜搜藏的百来封“书札”却招来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但雷霆霜雪的过后,要是这批书信能保存下来,那该是一项天价的拍品。

  存世最早的“书札”

  要论存世最早的“书札”实物,那是西晋陆机陆士衡的《平复帖》(唐宋以前的名人书札,后人尊为法书而称之为“帖”)。董其昌跋此帖云:“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锺繇)以后,惟存此数行为希代宝。”这是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书札。而且有着重要的收藏故事。

  书者陆机(261-303)是吴郡华亭人,即今天上海松江人。这是陆机以秃笔中锋的草隶,在麻纸上写的信牍。内容说及陆机三个朋友贺彦先(循)、吴子杨、夏伯荣等的近况。虽然只有9行84个字,但文辞古奥,不易诵读。启功先生是首位释读全文者,并撰有《“平复帖”说并释文》。

  在抗战爆发那年,张伯驹是通过傅增湘用4万元向旧王孙溥心畬买回来的,该件历经战乱和避过日本人觊觎,能幸存下来,实在很不容易。1956年张伯驹将此帖和其他稀世的书画一并捐赠故宫。此事王世襄先生有专文详述。

  为什么谈“书札”的收藏却会谈到《平复帖》?因为帖也是在“书启”范围中,更主要是该帖是真迹实物,而不同于王羲之父子的《快雪时晴帖》《中秋帖》那样是唐人据原信的双钩壑填。

  《平复帖》是无法估价的,但说到收藏,总要论其价值,在此我只能说个例子,就作为一个比拟。

  §现今的书札市道

  

  宋代的《功甫帖》

  前年9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苏东坡写给郭功甫的信(《功甫帖》),美元822.9万(人民币5037万元)成交。全信只有九个字,几乎是每字美元百万。虽然拍卖前后对此帖都有不同意见,但822.9万美元成交则是事实。更前几年,一片曾巩的信,虽然专家意见不一,也以亿元落槌(2009年11月23日北京保利秋拍夜场“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专场,曾巩《局事帖》以1.08亿成交)。如果据此而论,那《平复帖》又该值多少呢?诸君听了,自行比拟吧!

  再说一个例:1996年纽约佳士得搞了个“上海张氏涵庐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专场拍卖,这个拍卖宋人信札就有十余通。曾巩《局事帖》首次在这拍卖场现身,还有苏东坡、朱熹、曾纾、张即之、朱敦儒、倪瓒、张雨等等,哄动藏界。当时曾巩《局事帖》成交价约55万美元(合港币429万元)。

  再说一个例:2010年秋上海道明也搞了个《听帆楼后人藏宋元明尺牍》,15件拍品中宋人4件,元至明初有9件,其中北宋《唐垧致胡宗愈伸慰帖页》(北宋熙宁间唐垧从赵君锡处得知胡宗愈的儿子夭殇,写信安慰)以人民币9000多万元成交。

  今日明人书札是新贵

  宋元手札,大都归了故宫、上博这些大博物馆了。以此之故,明人书札遂成为新贵。现在,明人手札,名头大的,随便一件释出,藏家都不会轻易放过。

  2002年秋天,北京嘉德举办的拍卖中有《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收有明一代四百多名人,共六百余开信札,裱装成册页共廿本。这套信札包括了明代的王侯将相、名臣仕宦、骚人墨客、忠烈奸佞,包罗颇广。这部明代名人尺牍最后以990万元成交,是上海图书馆投得。现在看来这不足千万元,似乎不怎么昂贵,但在2002年,这个数字已是世界纪录了。

  今年5月17日北京嘉德春拍大观夜场凌晨十二时正拍至末二件,L813吴门名士手柬(吴宽、祝允明、唐寅、蔡羽等)卷,就要3250万元下槌。比较一下刚才讲到十多年前拍卖的钱镜塘藏明清信札廿厚册,也只不过是拍了900万元而已。可见升值之高且快。

  民国书札也有价

  明人手札不多了,又轮到清代和民国的书札成为藏家追逐对象。

  古人的信有价,近现代人的信也有价。近人信札,只要享盛名,有内容的,政界若袁世凯、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蔡锷、蒋介石,共产党如南陈北李、毛周朱,文士学人如鲁迅、徐志摩、胡适之、陈寅恪,画界如三石二鸿大千心畬之类,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别小看这些烂纸,往往“佳”书抵万金,是黄金万两还是万斤就要看是哪一位了。

  《陈垣先生往来书札》

  举一个例,上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中国书店看到陈列出一整批陈援庵往来书札,是台湾“中研院”新成立的文哲所刚出版的《陈垣先生往来书札》数百通信札的原件,往来书信的五十八位名人有:马相伯、蔡元培、李石曾、叶恭绰、英敛之、王国维、胡适之、孟森、高步瀛、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等,都是民国俊彦,越看越令人心动。当时听书店的人说,索价要人民币百万。同去参观的朋友岑英权,是我表哥陈幼南博士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岑刚卖掉其上市公司,雄于资。岑先生刚开始收藏书法,我力劝他买下这批信札。但岑有点犹豫。而转瞬这批书札已被人买走。隔了两年,友人赵君邀我去其郊区大宅,参观其珍藏书画,赫然发现援庵的书信在此。重睹这批手札十年之后,如今又在北京嘉德拍场展览厅出现,假如分散拍卖,真是有些可惜。幸好嘉德也明白,这批书札不分散拍卖,而是整批“私洽”,听说索价是人民币5000万元。我略为盘算,结论是:合理。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

  近年拍卖公司都很积极地寻觅名人书札来拍卖,尤其是那些一整批的,如2011年杭州西泠拍卖公司的秋拍,有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二百三十函》,争夺的人多,当时就以人民币2415万元高价成交。所谓高价,是就当时大家的感觉而言。但如果比较一下今年6月18日夜间广东崇正“九藤书屋”(谷牧)专场拍卖,郭沫若“建设”两个大字大中堂(有康生加题章草数行),落槌价是人民币1400万元,那么西泠拍卖的这批郭老的手札,又不算贵了。

  “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

  2012年北京匡时秋拍,搞了个“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题拍卖,这个专拍以信札为主,总共有287通,包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所藏的梁启超手札240余通、康有为手札23通、汤觉顿致梁启勋手札17通等。内容涉及民初许多政界名公巨卿如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等。康有为的手札涉及保皇会的秘史(如在美国芝加哥琼彩楼案和广西振华案等),有些手札也反映出康有为擅于货殖经营,是股票、地产炒家先驱。整批拍品估价人民币5000万元,最后以6700多万元成交,成绩算很不错了。该专场上康、梁的手札,都要几十万元一通,岂是我辈寒士所能问津。但匡时为这批书札的宣传费了大气力,也曾把展品搬到这儿(上海图书馆)展览,让许多有兴趣此道的朋友一饱眼福。匡时在北京国际饭店拍卖预展时,我们可以到现场细赏这些书札实物,匡时编印的这批信札的图录甚为精美,随时可以翻阅,诵读上个世纪康梁的手札,是精神领域很好的享受。

  钱大钧旧藏“蒋介石密令手谕”

  今年6月,北京保利拍卖钱大钧旧藏“蒋介石密令手谕”(L650)一组百余通(140纸),分装二厚册,估价人民币800万至1000万元,结果成交价为人民币1700多万元。钱大钧是侍从室主任,他保存的这些手谕,涉及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武汉会战等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是研究1936年至1945年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保利拍卖图录将全部手谕刊出,功德无量。买家只能是一位(是东北哈尔滨的高扬所得),但图录载有全部手谕,将惠及无数研究者。行文至此,谨向该图录的编辑先生致敬。

  胡鄂公上款书札

  今年7月5日,西泠印社春拍有一个专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文物——胡鄂公上款书札专场”。

  胡鄂公上款书札,内容特殊,有不少鲜为人知的讯息,反映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这批材料从未公布,前几个月曾在复旦大学展览,引起研究者关注,也特别受藏家青睐。所以竞投者众,全场百分百成交,总成交额达800多万元。

  这批信札最受注目的是1940号“周恩来有关指示胡鄂公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通信”,此信是西安事变前几个月(1936年9月23日),周恩来写给胡鄂公的长信,小小的一页纸(19.5×13.5cm),密密麻麻的蝇头行楷,体现了周恩来拟整合全国各方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周恩来此信估价不便宜,是人民币80万至150万元,但争夺者众,竞拍激烈,一页信就拍了十多分钟,最后由场内买家投得,落槌价人民币310万元。

  另一通1921号“李济深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重要信札”,只有一页(25.5×16.5cm),写于1936年12月30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第四日,显示此一时期李济深拟联共抗日的政策。此信估价8万至12万元,最终落槌价为58万元,创李济深手札成交最高纪录。

  §谈我的书札搜藏

  

  有些收藏界的朋友,好奇我的书札收藏,要求我讲讲自己的搜藏。

  我收藏信札是以近现代为主,因为近现代的书札更具现实意义,也比较容易获得。我最早收的信札是孙中山致卢煊仲手札,是澳门“烂鬼楼”(关前街)大石梁先生承让的。

  而更多的则是来自汪孝博先生。汪老或出于照顾,或念我有意长久保存,以极亷的价钱,陆续转让了一整批陈援庵先生写给他的论学手札,是一批,不是一两通。又曾让我一叠叶恭绰写给澳门杨敬安先生的手札,内容是讨论编印梁鼎芬遗著《节庵先生集》。还有一些清末民初名士陶邵学、张学华、潘飞声等,致汪兆镛先生(汪老的尊人)的。这些手翰,成为我的最早藏品。至今近四十年。

  《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

  三十多年前汪老转让的陈垣手札一批,是我颇为看重的藏品之一。陈垣过世不久,汪老将这批手札整理,并加注释,编诠《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由周康爕的崇文书店印行(1972年9月)。现翻开此书扉页,见汪老题赠之年干为1975,距今足有四十年。汪老也往生廿二年,援老则离世四十多年。赠书当日同登澳门圣味基街汪老寓所的李鹏翥丈亦已仙逝半载。抚卷茫然。

  援老这批手札原件并无装裱,毛笔信件粘贴在簿上,钢笔书写者则按年夹于对摺的纸中,更便于保存。选印于书中共32通,由1933年至1963年,而未印入书又数十通,最末者为1969年。

  “明万历九枋相致戴愚斋书翰卷”

  旅日藏家程伯奋(琦)先生所藏宋元明名家书画(包括燕文贵、宋徽宗等剧迹)名闻遐迩,在十多年前程氏珍藏一整批由台湾藏家林百里先生承接,据说当年的成交价是好几亿人民币的。这批藏品是一揽子交易的,其中有部分书画并不为林先生所喜,遂被剔除送到北京嘉德拍卖。当年我在图录上看到林先生处理的程氏旧藏中有一件“明万历九枋相致戴愚斋书翰卷”,包括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许国等十有七通,诸札皆致戴洵(愚斋,浙江奉化人,万历八年官南祭酒),内容多言国子监事。卷后还有丁传靖、柯绍忞的题跋。当时向启老等前辈请教,意见相当一致,遂奋勇竞投,终归寒斋庋藏。这是有心人集合明代九个大学士等十多位名臣的书札,裱装为一卷,保存了几百年。我们现在花不了多少钱,一举而得此煊赫名迹,应该感恩。感谢历代前辈藏家的保护文物之功,才有我们今天得以为研究之资和暂时拥有之乐。

  我的藏品中有杨涟家书册。杨涟(1572—1625)是万历泰昌天启三朝重臣,官至左副都御史。他上疏“劾魏忠贤”,因此而被逮,惨遭虐杀。崇祯登基才为之平反。

  手札册是两通家书。一通写给孟兰孺人,一通写给其长子杨之易。给孟兰孺人的共四页,首尾完整。

  此册是在北京的诚轩拍卖,由沈树镛、林朗庵、丁氏念圣楼先后递藏。台湾大藏家收晚明书迹著称的何国庆先生,去岁莅寒斋观此册,为之啧啧称叹。

  孙中山手札卷

  我藏有两卷赵士觐旧藏的孙中山手札卷。赵士觐是纽约同盟会创办人之一,他本来保存有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朱执信等诸贤给他的手札160多通,20年代中寄存于广州市梁季宽家并请梁氏跋尾。惟1927年广州暴动,不幸毁于战火,仅存孙中山两通遗札。

  1923年至1924年,孙中山责令沈鸿英却兵,嘱赵筹饷给遣。沈邀饷2万元。孙公信中以2万元令沈休兵,是合算的。信原文:“答应沈鸿英退兵之款既交万元,其余一万,自不可中变,当照拨之。一齐由朱军长派人带去与沈部交涉退兵。果能退兵,则交款,不退,则将原数带回。此事可责成朱军长负完全责任。倘能以二万元而令他退兵,较之以兵驱逐他出境为有利。故已经答应之款,当要照交为是。”(民国13年2月17日)

  李大钊致胡适之手札

  胡适之在美国的媳妇(胡适之子胡祖望的夫人曾淑昭),藏有各方友好致胡的手札,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徐志摩等,极为稀珍。本拟整批让与国家文博单位,传闻作价只是人民币25万元。但是有“专家”嫌贵,一叠旧信,哪值这许多钱。结果嘉德收去拍卖。

  据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经理拓晓堂说:“这些信件涉及的时间主要为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时期,是与胡适讨论如何办好这份肩扛新文化大旗的杂志、两人又如何产生分歧以及‘善后会议’陈独秀对胡适的支援等内容,其中具为可以补充某些历史事实的重要文献。”

  嘉德分两次拍卖。第一批是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手札,抢到几百万元(据嘉德提供的资料,2009年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以554.4万元成交,梁启超致胡适词稿及信札11通34页以78.4万元成交,徐志摩致胡适信札3通9页以112万元成交)。本来有关部门拟动用国家优先条例,由国家文物局购买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收藏。适逢中国人民大学有校友拟捐款购买,赠送人民大学新成立的博物馆,这令新文化馆好不失望。

  第二批系李大钊致胡适之手札,讨论《新青年》在广东办的事宜,附周作人致胡适之手札。时我正巧在京,以我的藏品系列中,有陈独秀墨迹而无李大钊的墨迹,每以不能双美为憾,现此件无论内容、品相,均系精真新,于是踊跃参加竞投。开拍前,遇到几个收藏手札的朋友,出言谓某君出价超过200万,志在必得,言外之意你老兄就不必“多此一举”去争了。拍卖此件之前,拍卖官宣布国家文物局定此项拍品为一级文物,投得者不能立即提货,要等七天,如果国家有关单位认为需要,有优先购买权。为避人耳目,我站在拍场最后面的门口,待到拍卖官叫价200万时突举牌应价,最终以250万咬牙切齿的价格投得。事后立即转身冲入厕所小解。时有数人追出尾随,初以为系记者,后才发觉系拍卖行工作人员要我签名确认。七天过后,急电嘉德,知未为国家购去,即嘱书画部的朋友将此拍品调离古籍善本部之库房,转去书画部保存。急上京结账提取。后通过其他管道知悉,文物局出价120万,后追加至150万。此件落槌价250万,连佣金280万。幸亏文物局所询专家不谙市场行情,否则好东西轮不到我辈布衣收藏了。

  扯远一点,B先生见我拍得李大钊手札,很惊讶我肯出此高价。并道出胡适这批手札,曾与他擦身而过。B先生就是拍场中专举天价书画拍品的豪客。他通过友人介绍,找到胡适媳妇,也看了这批信,但无法判断价格。要是当时他能出后来拍卖价的十分一,就可以拿下来的。他的蹉跎,让嘉德冷手执个热煎堆。我才有机会从嘉德拍卖场上探骊得珠。

  名人书札不可乱丢

  这里再说一个故事。有卢冠群丈,论公,他是东京报界前辈,也是台湾“中国时报”驻日代表。早年因朝鲜战争,卢撰文预测美军将于仁川登陆,后果然如此,遂名噪一时。论私,他是虚白斋刘作筹的暨大同学,亦潮籍同乡。是由《星岛日报》老编何锦玲大姐介绍我认识的,卢丈晚年仍出入记者俱乐部,常赐我食涮牛肉,且要我吃双份。而其日妇,只通过电话,未见过面。

  往时张大千赴日,都是卢冠群丈和黄天才丈接待陪伴的,所以卢也藏了不少大千的书画、手札,更有毛泽东的亲笔信。惟卢丈殁后不久,其日妇将卢所藏书画手札等宝贝全当垃圾丢弃。老太婆可不知道,忙了一辈子,辛辛苦苦做餐馆所得,远不如被丢的这些“烂”纸,单单毛公一信(2013年11月24日嘉德拍卖毛泽东的一个亲笔致傅宜生、薄一波的手递公函封成交价人民币655.5万元),就可以换取东京美国大使馆旁一幢三层高的独幢洋房(雪江堂所在地)。然而无知就无畏,无有恐怖,该得而变为无有得。无奈啊!

  §我的铩羽

  不过收藏也有碰壁的时候,记得商务印书馆老臣子黄荫普喜收藏书画,明清书札也收了一大批(汪老见告,章士钊秘书王益知帮忙黄收藏,不久将明清人信札邮寄与黄)。他70年代曾经刊印《黄氏忆江南馆珍藏清代名人翰墨》三册(叶恭绰题书名)。后来黄先生晚岁要处理这些信札,托集古斋代售,那个时期香港收藏界不大注意手札,所以放售许久仍无人问津。孰料我听到消息去集古斋询问时,才知已为台湾某藏家席卷而去。我是至今怅恨的。

  盛宣怀与朋僚往来函电书札

  1980年代初,日本藏家程百奋(琦)收得一大批盛宣怀与朋僚往来函电书札共600多家7424通,都18178页,分贴77册。寄存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并拟让与中大。但程氏收购这批信札成本极重,就算半卖半送也要港币30多万元。研究所所长郑德坤教授知道这批信札的重要性,亟欲罗致。唯研究所经费有限,郑公曾问我是否可请家父捐赠,我则唯唯,不敢慷父之慨。最后郑公总算解决经费(由北山堂利公荣森出资和程氏襄助),此一大批关乎近百年中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终归香港中文大学。由历史系王尔敏、陈善伟教授编辑,杨增新孙子杨绍箕作释文整理,选百家书牍1700余件,编为9大册,名曰:《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飨世。这套书的序言由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撰写(1987年元旦)。

  如果从经济角度看,今天这一大批手札,没有几千万元是拿不下来的。

  来源:文汇学人

(责任编辑:洪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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龘藏·二零一六年秋季拍卖
成都崇古尚珍网络科技有限
预展时间:2016年10月19日 14:
预展地点:杭州、北京、成都
海纳百川13届名家书画拍卖
上海博海拍卖有限公司
预展时间:2016年12月21日-22日
预展地点:上海延安饭店
2016年秋季中国书画精品拍
北京御宝嘉和国际拍卖有限
预展时间:2016年10月21日-22日
预展地点:吴东魁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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