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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职业艺术家调查报告

2017-04-20 11:26:01 来源: 中国美术报作者:陈明 张婷婷 任旭 金新 殷铄 李腾 石豪 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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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年,在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一个展览上,参加开幕式的艺术家们在室外休息 【编者按】从北京通州区潞城镇北京副中心建设工地驱车,沿宋梁路往北绕过宋庄上京榆旧线一直往东就是白庙村,全程不到10公里。在白庙东北部还有很多经济落后的村庄,其中可以看到一个红砖小楼,墙上硕大的“艺术区&rdqu…

2008 年,在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一个展览上,参加开幕式的艺术家们在室外休息

2008 年,在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一个展览上,参加开幕式的艺术家们在室外休息

  【编者按】从北京通州区潞城镇北京副中心建设工地驱车,沿宋梁路往北绕过宋庄上京榆旧线一直往东就是白庙村,全程不到10公里。在白庙东北部还有很多经济落后的村庄,其中可以看到一个红砖小楼,墙上硕大的“艺术区”三个字把它和周边的破旧农居区别开,这里的居住者多是从宋庄迁来的。2015年,北京市行政副中心东移通州的政令下达,本已产业化升级的宋庄艺术区更加躁动起来,地区政府的地产规划和商业资本大举介入,使得原本平易近人的农村地价翻倍上涨,从而改变了许多聚居多年的艺术家的生活环境,一些没有经济支撑的艺术家不断向周边更偏僻的地方转移,白庙村的这个“艺术区”楼新建不久,旁边还有另一栋没有完工的建筑。这里有一批我们称之为“职业艺术家”的人。

  在当代中国,有多少艺术家称得上是“职业艺术家”,或者,哪一种艺术家能被称作“职业艺术家”?职业艺术家,是指体制外的艺术家,还是指依靠艺术创作的收入来维持生计或者发家致富的艺术家?或许,这个定义并不重要。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许是不愿意被称作“职业”艺术家,也许还不愿舍弃那一份“体制内”的工资,总之,声称自己是职业艺术家的人并不多。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走近和接触这一群体。一个月以来,我们走访了北京的宋庄、798艺术区,成都的蓝顶艺术区,上海的新桥艺术区,以采访和走进艺术家工作室的方式,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些鲜活的故事面前,一切猜测都显得苍白。那么,中国的职业艺术家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的创作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上世纪末,艺术家杨少斌和他的爱犬在圆明园的工作室

 上世纪末,艺术家杨少斌和他的爱犬在圆明园的工作室

  行走在自由与束缚之间

  2015年11月,纽约佳士得“画家与缪斯晚间特拍”的拍场上被莫迪里阿尼的《侧卧的裸女》点燃至沸腾,最终中国藏家刘益谦以1.7亿美元(约合10.8亿人民币)的价格拍得作品,又一次刷新了人们对“天价”艺术品的认识。而创作这幅作品的那一年,年轻的莫迪里阿尼只有33岁,还落魄地混迹于蒙马特高地。同样是2015年,另一位喜欢绘画的落魄年轻人,正窝在北京宋庄的工作室里考虑着怎样给自己的作品定价——他需要钱,因此反复思考着,一幅看上去还不错的肖像创作究竟卖到多低才有市场。

  最后,他给出的底价是200元。

  卖画

  自从张中阁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发布了一条《卖画(亲近勿扰)》的推送以来,已经有不少买家联系上他。在那条微信中,他在一堆新画的素描头像作品照片前面写道:“当我为以200元一张的价格卖掉肖像画感到心理不平衡的时候,一个女人对我说:‘我喜欢你的几件事是,你第一次因为没有钱求别人给你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你的钱包快要掉进水里,你却一把抓住的那一刻;当你一想找工作就想去工地搬砖的时候……’”

  “女儿刚出生,我的画卖得不好,岳母看不到什么希望,一着急和我吵了架,我就开始画这些素描画了。它们很便宜,我觉得这样应该能卖掉。”张中阁回忆道。这些素描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不俗气且足够精致,价格又足以令每个买家感到“捡了大便宜”,确实很好卖。这鼓励他照着类似的风格继续画了一大批,卖画的微信也接连发了四条。这些微信好像一夜之间就被扩散开,而每一位买家都会惊讶于作品的质量和低到不正常的价格,没有几个月,他几乎将这批素描画卖光了。

  宋庄镇北寺庄村是张中阁在2015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里看上去跟任何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小村子没有多大区别。它位于北京的边缘,也是宋庄的边缘,与河北燕郊只隔着一道潮白河。那一年,女儿的出生带来了心理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他搬离了已经生活了许多年的宋庄艺术区。这次搬家,宋庄附近的几个村子和燕郊都在找房的搜寻范围之内。最终,住在北寺庄村的一个画画的朋友介绍了一个小院给他们。比起在2015年每年租金三四万的宋庄艺术区,北寺庄村这套年租金1.8万块的小院显然更加合算。妻子看过了小院的照片,他趁她在家中照顾女儿的空当去看了房,然后就搬了家。

  卖画的微信吸引来了许多陌生人,当然也有熟人,几年不联系的同在北京的老同学也辗转找上门bb来要买画。那一年,张中阁还没有微信,也不怎么用手机。一个春天的午后,在妻子孙艳打了许多个电话为老同学指路之后,他们终于见了面。张中阁坚持让同学来家里吃饭,“不要出去吃了,来家里,孙艳做饭很好吃。”语气里充满热情和对妻子厨艺的骄傲。

  张中阁的小院在一排平房的尽头,门前有一小片菜地,一些看不出品种的小菜在正午的阳光下蔫蔫地泛着白光。妻子孙艳在厨房忙碌着准备午餐,这是个典型的山东姑娘,踏实、能干、顾家,做得一手好菜,笑起来十分具有感染力。她大声招呼着让张中阁抱小女儿带来客去后院看画,说话间便麻利地切好了水果。

  这间小院被张中阁和妻子分作了两部分使用,前院是生活的地方,后院的两间分别是两人的画室。张中阁在外间屋画画,画具被七零八落地堆放在屋子里,连同一簇簇干花和植物堆放在一起,看上去灰扑扑的。屋子中央架着画架,上面是一张还未完成的一开大的素描,正是微信中的那种风格。张中阁说,大学时油画工作室出身的他已经好久不画油画了,他日常的创作材料变成了坦培拉、水彩、铅笔。原因十分简单实际,“经常搬家,油画材料收拾起来太麻烦”。对他来说,使用什么材料只是作画的手段,能持续地画画才是他真正关心的事。谈起这批卖得不错的素描,张中阁称它们“有‘卖相’”,但他自己却“并不太喜欢”。说罢,他打开角落的箱子,拿出一大叠纸上作品,“这些都是最近一年画的,我比较喜欢这些,有意思”。这些画被看似随意地画在了几乎是一切可以找到的纸上——普通的泛黄的素描纸,旧的报纸、杂志,颜色鲜艳的包装纸背面,不规则的纸箱、纸壳上……水彩、坦培拉颜料、油画棒、色粉、炭条等材料被无序地叠加在一起,构成一幅幅暗色调的画面,它们与那批好卖的素描十分不同。作品中常常出现一些看似莫名其妙的物象,这些物象的来源十分杂乱,也许是电影、照片、杂志,也许是院中的植物、角落的摆设,也许是女儿的玩具、妻子的衣服……这些大大小小的画摊开了满满一桌子,这间并不太大的工作室好像变成了一座堆叠着回忆和情绪的暗色的岛,渐渐充满了一个瘦削寡言的倔强青年的生活片段。而这些奇异片段的男主角,此刻正闻着前院传来的饭香,一边淡定地坐在一旁哄着还不太会说话的小女儿,一边往自己嘴里塞着西瓜。

  一半与一半

  2017年,张中阁和孙艳早已经离开了北寺庄村。买车、买房,生活似乎一步一步比之前有了起色。而他们下决心买房的小区,正是当年潮白河对面的那个簇新的小区。当年那些看上去整齐划一的楼房,现在其中有两套复式是他们的家,一套用来生活,一套当做工作室。依然是往常的分配,工作室一人一半,孙艳在楼下,张中阁在楼上。

孙艳工作室

孙艳工作室

孙艳工作室

  孙艳是个每天都在画画的人,非常用功。但有许多年,她“画不出好的作品”,所以也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她也带过考前班,但在2006年以后,所有的收入都靠着卖画。而在那时,最难过的故事莫过于厚着脸皮求别人买自己的画了。“还有一次询问一个朋友,能不能把我的画拿到当铺去当掉,结果是那朋友借给我两万块。这种糗事我也干了!”就这样熬了很多年,她终于开始画出自己想留下来的作品。2014年春节,老东家突然冒出来买了她几张画,第二天早上就打了钱过来,“那年的春节,我过得很踏实”。孩子出生之前,孙艳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绘画上,从这些年来她作品上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早期作品中的物象渐渐消弭,取而代之的是类似某种被无限放大的充满秩序感的“局部”,她笔下的一簇簇的火焰、紧密排列的鳞片、被放大的纤维和绳结都以各自的形态形成画面上的秩序,这种秩序感就好像一遍遍冲刷着沙滩的海浪,在重复与恒常之间积蓄着无穷的力量。

  “孩子出生以后,我和中阁压力都很大。我的作品出得很慢,时间又非常少,双方都很难互相理解对方,就经常吵架。”也许这是孙艳生活中必须要面对的困境,她把丈夫和女儿称作“生活的历练”。而在这场“历练”中,孙艳的平衡法则便是“一半与一半”。工作室一人一半,每天的时间一人一半,而两个人在婚姻中也尽量独立。“小时候的理想是长大了当画家。那会儿觉得,我的人生就两件事,一件是画画,一件是找个男的结婚,生个孩子,一家人一起风风雨雨一辈子。我应该算实现理想了吧,真的非常满足。”或许就是这份满足感,让孙艳一路勇往直前着,做到了很多普通女性无法做到的事情。

  “来到燕郊最大的变化就是稳定了吧,再也不用发愁房租。燕郊和北京一河之隔,有车了,所以也没觉得离开北京。我挺喜欢和这个圈子之外的人生活在一起,从来没喜欢过住在艺术区里,所以当时离开宋庄也没什么可犹豫的。”孙艳说,其实她更喜欢画完画后,在小区里看着人们上班、下班、接孩子回家。

张中阁与女儿在工作室中

张中阁与女儿在工作室中

  况且,他们的小区和周围的几个小区,都住着不少青年艺术工作者。有的一边开画班一边画画,有的以接商品画的单子为生,也有像他们这样基本不做其他工作的职业艺术家。燕郊这些并不是艺术区的普通的居民区,似乎在离宋庄艺术区并不遥远的地方悄悄地连接成了一个隐形的青年艺术家聚集地。这里的房租和房价都比河那边的宋庄低得多,似乎比所谓的艺术区具有更高的“包容度”。而画画的人好像天生就有某种“雷达”,很快便能够发现彼此的存在。这些年轻人或许曾经住过宋庄、住过黑桥、住过费家村、住过大山子,现在又因为各自的原因重新聚集在了燕郊;他们喜欢凑在一起聚餐、郊游,有时也彼此分享着卖画的资源。

  同一个圈子的伙伴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向来都是重要的。即使是并不擅于交际的张中阁,当谈到他的大学时,也认为那些年最重要的收获便是“认识了一些我很喜欢的同学,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而毕业之后来到北京的决定,也与他们有关:“当时我很想画画(做职业艺术家),但是其实并没有勇气一个人来北京。毕业以后,我是跟他们一起来到了这里。”孙艳的身边从来不缺少朋友,她的性格开朗,不像张中阁那么寡言,两人结婚后更是将彼此的朋友都变成了大家的朋友,“朋友圈子对我来说很重要。人是群居动物,需要互相安慰、取暖和交流”。这些朋友中不乏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鲜明丰满的个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有的因为安全感不足而不停奔波;有的明明一把年纪了还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有的喜欢研究历史,思考深刻的哲学问题;还有像小男孩一般长不大的“爸爸”。他们是特立独行的职业艺术家,但同样担心着挣钱、买房、子女入学、父母养老这些其他普通的同龄年轻人正在担心的问题。所以,就好像孙艳与张中阁那个“一半与一半”的约定一般,每个青年艺术工作者都在日常的琐碎之中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平衡。

  也正是因此,艺术对每一位青年艺术工作者而言变成了更加重要的事情:它不但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的理想,是他们生而为人的意义所在。或许,由于自由职业的特殊性,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正处于或曾经处于经济的困顿之中,但正如孙艳所说:“我觉得现在青年艺术家的生存环境已经足够好了。不只是在北京,其实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做职业艺术家都是一样的,非常的辛苦。这是一份高端享受的工作,但同时也是非常艰辛的工作。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艺术家,只要是严肃认真且付出了心灵的,一定从中得到得最多,也一定付出得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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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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