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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对待权利:行为艺术与法学评论(12)

2017-03-17 10:37:51 来源: 雅昌艺术网博客 作者:王南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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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四:文化部禁止行为艺术中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那些作品以艺术的名义表演和展示血腥、残暴的场面,而这也是陈履生所认为要禁止的依据。但我们从文化部通知所附的法律条文中涉及残暴、血腥内容来看,其法律条文所针对的客体与行为艺术家所针对的客体对应不起来,关于血腥残暴在文化部的通知中没有引述《刑法》中的法律条文,…

  分析四:文化部禁止行为艺术中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那些作品以艺术的名义表演和展示血腥、残暴的场面,而这也是陈履生所认为要禁止的依据。但我们从文化部通知所附的法律条文中涉及残暴、血腥内容来看,其法律条文所针对的客体与行为艺术家所针对的客体对应不起来,关于血腥残暴在文化部的通知中没有引述《刑法》中的法律条文,因为<刑法>中的血腥残暴那肯定要有行为人对他人人身实施暴力而导致了伤残和死亡的结果,而行为艺术显然没有这种情况的产生,因为行为艺术只发展到杀动物而没有发展到杀人,当然法律不可能说自杀自残也触犯法律,比如陈履生和文化部的通知都将艺术家对自己身体的伤害作为残暴、血腥而要予以禁止。而且文化部还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找到了相关条文,算是证明文化部要禁止这种行为艺术的合法性,但是错在没有搞清楚这些法律条文所针对的客体,《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

  (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四)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

  (五)写恐吓信或者用其他方法威胁他人安全或者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六)胁迫或者诱骗不满十八岁的人表演恐怖残忍节目摧残其身心健康的;

  (七)隐匿、毁弃或者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的;

  我们可以看到适用上述七个条款的范围规定得很清楚,是“有下例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之一”,即是说如果对某些小动物实施上述行为的——比如说殴打、侮辱、恐吓、摧残都不能适用这些条款处罚。而自虐自残因为不是针对“他人人身”以至于也不能适用这个《治安处罚管理条例》。所以文化部引了这么多法律条款,但都没有关于动物保护的条款,和禁止自虐自残的法律条款,所以针对行为艺术对动物殴打、侮辱、恐吓、摧残和自虐自残等行为而又以血腥残暴为由去进行一种法律禁止是根本把法律条文所指客体都搞错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要举例,那么,谢德庆的行为艺术“一年打卡”,以每小时打一次,以一年的时期完成,用来批判单向度的社会制度就是又一个艺术事例(注69)。谢德庆每小时打一次卡当然是一种自虐行为,但他没有胁迫他人去一小时打一次卡,所以谢德庆哪怕打个十年的卡,和死于打卡的行为中,都不是一种违法行为。以至于我对文化部的态度是又好气又好笑,恨不得打打文化部的屁股,就像面对一个容易将作业做错的孩子,叫他以后作业做得认真一点,因为我已经全面地分析了被文化部通知所附的所有的法律条款,也知道了我们如何去适用这些条款才是正确的。

  这样,这种详细,应该说还有点烦琐(因为文化部的通知烦琐所以我的批评也变得烦琐了,就象与小人发生争端,自己也变得小人了)地分析了文化部的通知所附的很多法律条文一眼就知道是无法作为它的禁令的支撑的内容时,就等于通过搞清了文化部通知所附的法律条文也搞清了陈履生的言论上的“全面禁止”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文化部有了陈履生的议案,一时过于激动而马上就用上了它的行政权力,结果是上了陈履生的臭当。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督促文化部去找陈履生,叫他以后写议案时必不可少的是要请法律顾问,还要特别提醒一下,要请既懂当代艺术又懂法律的法律顾问。对陈履生来说,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如果他想要作某种议案,他应该怎样地去写和提才是专业的,也就是说陈履生首先的错误在于完全是依据了现在仍然是错误的社会政治体制方式,这个方式就是行政高于法律,甚至行政可以替代法律执行。陈履生的提案的实现——最后变成了文化部的禁令,就是在一个必须要依法治国和正在向法治化道路发展的中国——却使得陈履生成了这种法治化建设的破坏者。

  我还有必要继续批评陈履生的议案,其实也就是他的那篇《以艺术的名义:中国行为艺术的穷途末路》和他用这篇文章参与社会提议,除了我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的内容,应该还有两个部分需要我再作分析的,一是关于用尸体做艺术。用尸体做艺术有两种情况在陈履生那里必须要明确,一是盗用尸体和侮辱尸体来做作品,《刑法》第320条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另一个是不属于上述行为的用尸体做作品,也不能适用这项法律条款,因为它从尸体的来源上不是盗窃的,从作品意义上来说不是侮辱尸体的。比如德国的哈根斯用医用解剖工作,将人体标本做成各种各样的叙事性空间,而巡回展览,尽管这些作品也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这种反对者,只是因为他们心理承受力的问题,作为一种很职业的工作,其作者并没有违犯法律的规定(都有法律手续),而且对一部分观众来说如果他是能够承受这种展览现场的(这也同时可以这样说不是任何的东西都适用任何的人的,而总是一部分东西针对一部分人),那么他就会从中了解到人体的更多的直观的东西(当然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哈根斯的这些人体解剖标本不能称为当代艺术作品,因为他只是一些人体标本的叙事化效果展示,比如说将它们变成某种具体的动作等,本身还是医用标本)。同样的例子还有,在爱滋病刚漫延开来的时候,在1990年代早期,西方有一个公众呼声场面是很有冲击性的,在一个露天场所,躺着很多因爱滋病死的尸体,尸体被白布全部覆盖着,白布上写着爱滋病这个词,而这个事件也要说的是公众要求政府真正拿出措施出来,关心治疗爱滋病患者,所以一直到联合国颁布“爱滋病与人权”的宣言,对爱滋病的治疗成为全球的社会工作,这种用尸体作为社会发言的方式也不能说是违反法律的规定,而且正是由于这类关心爱滋病患者的呼声才使我们的社会更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关怀,所以我宁可将它看成是一种“人权艺术”,就像我所主张的“人权艺术家”的重要性那样。上述的事例的专业性和对公共领域的关心是我们的艺术家需要重视的。

  陈履生的议案中只是说因为用了尸体做艺术所以是“反人性、反伦理、反道德”,但没有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尸体做作品是反人类的,《刑法》禁止“盗窃、侮辱尸体”这是对的,但不是一看到尸体作品就认为它是盗窃和侮辱尸体。如果按照陈履生议案作为禁令,那么就使得它无法真正从法律的角度来认识这些复杂的问题。也使这种言论如果作为法律来执行,肯定会出现问题,到最后陈履生的违法比起艺术的违法来说就会更大,而且社会危害也更大,因为艺术家违法只是个人违犯了法律规定,而陈履生的违法却会危害到一个社会体制,艺术家的违法如果没有去追究,那只是没有追究某个人的违法行为,而陈履生的违犯会导致执法过程中的严重违法,它不但可能导致对艺术家权利的侵犯,而且还会导致法律适用性上的错误。

  陈履生提案的第二部分是艺术家用动物做艺术而“反人类、反伦理、反道德”。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西方的动物保守协会对不尊重动物的行为的抗议和颁布动物保护法真正将对动物的“爱护”放到了法律的层面,其中也包括不能侮辱恐吓动物的法律规定,但这种对动物的爱护也不全部要诉之于法律,有的也可以通过动物保护者协会或者个人的舆论而不是法律,因为这种舆论也可以制约艺术家的某些不“善”的行为和某些基金会因为对动物保护者协会的害怕而不给艺术家资助,所以所谓的不能做某事,也不是说非要从法律上予以禁止。通过舆论也能遏止(不是禁止)一部分行为。中国的艺术家用动物做行为当然也涉及到这些问题,但从陈履生的议案到文化部的通知从根本上来说违背了一个法律社会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也就是当法律根本就没有具体的禁止条款时,我们只能说对这种行为通过评论让公众知道什么才是更有意义的艺术,什么是做得不好的艺术,上海《艺术世界》上的行为艺术介绍就很有意义,但不能说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文化部就可以自己制定一个禁令去对这个行为予以禁止,这种做法是不符合立法程序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行政权对立法权的篡夺,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法治社会的准则的。因为我们的法律不健全,即使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相应的法律和保障,不要说动物权了。最近对《宪法》的修改提案中才有一点,而且被政府认为是中国宪法史的重大突破,即讨论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规定写进宪法,这真是不怕难为情,在二十一世纪还要用这种抽象词语来标榜一点民主进程,而不从根本上按照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的《人权公约》来改造自己的宪法,从而真正确立“表达自由”的人权。

  这也是我一直在说的,所以我再说一遍,我们到现在为止对某些行为艺术的法律讨论只能是法律态度上的讨论而不是执法领域的讨论,即说如何对没有法律的领域进行立法的提议和研究而进行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定,使得变行政禁令为司法执法,才是今天唯一能做的工作,在法律规定之前就用行政的禁止艺术的做法是以行政替代法律,而且是人治的政治即“朕即法律”的体制。所以通过这次文化部的错误,可以让我们的行政更清楚地知道,现在还在以这种行政替代法律的做法甚至于行政与法律根本上是相违背的做法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克服的,文化部也应该尽快收回这个《文化部关于坚决制止以艺术为名义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的通知》。我们已经知道文化部的禁令的内容就是它的正文部分,而对其行为艺术的禁止也只是那个正文部分,而不是正文下面所附的法律条文,我们现在分析了文化部的禁令正文中所附的法律条文在这个禁令中的适用性问题,从而可以让我们看到所附法律条文与其要做的正文之间的内容的无法结合,而使得文化部的禁令反而在乱用法律,而做着超越法律的行政干预的工作。我在分析这些法律条文的不适用性,所以陈履生与文化部的工作的结合最后变成了一种文化部禁令,既不合法,也完全是陈履生工作上的错误。有两点是需要对陈履生提出来的,如果他想在以后将自己的这个工作做得专业一点的话,即议案的对象和所提的范围的规定性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作为艺术中对动物的规定,就是应该是关于保护动物的立法建议,而对于用尸体做的艺术应该是司法部门具体执法工作中的盲点的提示,但是这两方面都不属于文化部的工作范围,也不是文化部的禁令去指导司法部门的工作,而是由司法部门本身去从事其应该做的事,最多文化部可以作为一种意见提请司法部门去重视这个艺术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和提请人大注意对某项法律的立法工作,然后按照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进行。

  五、执法的独立性和适用法律的诉讼程序

  就像陈履生的议案没有经过辩论就直接成为了文化部禁令的来源,我现在强调的一点,也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认定某个艺术家犯罪或者违法,也要进入法庭辩论,而后才能判定他真正违法和犯罪,法律的诉讼程序就是这样规定的,哪怕是犯罪杀人,我们在法院判决认定他为杀人之前只能称他为杀人嫌疑人,而不能称他为杀人罪犯。这就决定了对行为人并不能只对照着某个法律条文就认为他是违法或者是犯罪了。而文化部的禁令恰恰相反的是,禁令——完全在法律诉讼之前,犹如一份强制执行的判决书那样,可以对所有的展览予以禁止,而其实只是文化管理部门认为的不合法的展览,而公安部门就变成了跟着文化部门的屁股后面去执行它的禁令的马仔。自从文化部下达禁令以后,我们更多看到了文化管理部门直接或者参与公安一起查封展览的事件,而且就凭文化部的这个禁令就成为了禁止展览的法律依据,这种做法如果在文化管理部门管辖的机构比如中国美术馆去禁止这类展览,那还属于其管辖范围(其实就这种制度也要在今后全面改革,因为作为文化部不能干涉美术馆的学术,它只是关于资助与文化政策的制定)。但这种“全面禁止”的一声令下,结果从美术馆到艺术家自己选择的临时场所,就是像艺术家的展览只为了做成展览而不择场所,哪怕是没有观众也只是做给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看,公安和文化管理部门也要联合起来予以禁止,而且这种禁止在展览之前,只要听到是一个行为艺术展,哪怕是听到艺术家要做行为,就会有便衣提前到艺术家要去的地点。其速度之快已经无法用言语去表达了,以至于只能赠予他们一面“神骑兵”的锦旗,这种以“宁可错封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的禁止展览的态度,说是在执行法律,其实完全是滥用法律职权而做着不合法的工作。我们已经有了陈履生与赫尔姆斯的例子一样,我们还有关于一个展览能不能展出和怎样进入诉讼的很好的例子,同样是有关于赫尔姆斯的,就像美国国家基金会因为赫尔姆斯有法案而作出了不资助那种不健康的艺术家那样,1989年华盛顿的科尔兰美术馆准备举办罗伯特-梅泼索尔普的作品回顾展,可是就在开幕前几个星期,展览会突然被取消。展览会是由费城现代艺术学院筹备的,并且得到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资助,这是一次巡回展,途经芝加哥、伯克利、哈特福德、波士顿、辛辛那提。而辛辛那提的地方法院受理对现代艺术中心主任丹尼斯-巴里提出控告,控告他展出“色情”作品,从法官的言谈及陪审团的组成人员来看,艺术界估计判决会对被告不利。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公诉人原以为胜利在握,他只请了一位专业人员出庭作证,相反被告的律师却请来了几位美术馆馆长、几位艺术史家、几位批评家,他们为丹尼斯-巴里作出了有力的申辩,而陪审团在作出判决以后作了解释,他们自己承认对艺术一窍不能,而且他们的艺术观与专家的观点也是迥然不同,他们也不喜欢梅泼索尔普的摄影作品,但是他们认为被告无罪是出于以下原因,因为这些专家都说这是艺术。对最高法院来说,艺术不属于淫秽品的禁律之列,不能超越宪法界线,所以他们也只好宣布美术馆及其主任无罪。

  这就是法律诉讼的重要性,而不是对一个想要禁止的内容通过行政然后不合法律程序地去执行,辛辛那提的那件艺术案件可以告诉我们,那些反对这种艺术的人用法律诉讼去禁止这种展览,而陪审团却根据案件的辩论认为被告无罪,所以起诉、辩论、判决这种法定程序才是我们说展览能否举办的最终法定依据,即使是辛辛那提的现代艺术中心在法院被判不能展览,那这种决定也是通过法律诉讼而不是行政决定的,何况判决之后还可以上诉,还有舆论继续进行讨论,哪怕是法律确实做了禁止展览的判决,艺术家、批评家也可以通过案件提出现有法律的不适用和修订意见。如果陈履生真的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政客,就应该从如何建设中国的民主制度的角度去展开工作,而不是去做与民主进程背道而驰的借用行政特权去实现自己的言论特权的努力,或者只满足于这样一种身份,中宣部读审员,这是由于陈履生在批判行为艺术所立下的功劳后政府给予的政治荣誉和批判特权(其实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党棍”这个词)。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而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行政工作的应有的难度远远超过现在的政府官员的想象,也就是说,无论它要做什么事都要受到方方面面的监督和制约,比如美国旧金山市长威利布朗说上海的建设比旧金山的速度快多了,因为旧金山的市政结构中有一个牵制市长的监事会,监事会的监事由各个选区选出的11名代表组成,而且这11名代表只对各自选区的选民负责。还有旧金山存在着不计其数的按各类问题细分的民间社团,包括什么“提倡母乳喂养的母亲组织”、“女同性恋摩托车手组织”等,市长要采取任何措施首先必须获得监事会的多数通过,同时会必须与相关的民间社团反复协商,达成妥协后才能实施(注70)。也正是这样,我们才能使行政不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管理。就像辛辛那提那次艺术诉讼那样,我们除了看到反对者的反对和法律诉讼的程序外,还看到了这种民主的讨论在整个社会舆论中,当时除了艺术家写文章在报刊上,惠特尼美术馆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整整一版的号召书号召读者给所有的国会议员写信。这次辛辛那提的法律诉讼尽管以艺术方胜诉,但一些小机构却不再做这类展览,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场诉讼美术馆支付了约300,000美元,它虽然收到了各方的捐款,付清了诉讼费用,但却失去了资助人的支持。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情况,这也是为了消解文化大一统的管理而形成的,当华盛顿的科尔科兰美术馆取消梅泼索尔普的作品展时,华盛顿艺术规划中心却立刻举办了这个被否决的展览,这是一个由当地艺术家管理的机构,享受政府津贴及私人赠款,而艺术家们不愿意与科尔科兰美术馆打交道,因此在该馆撤销了一切艺术展(注71)。这种艺术家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表达”权利,而在一个艺术制度出现对艺术的自由不利的情况下拒绝与美术馆的合作的姿态同样也是艺术家参与社会的主体身份的体现,同时也因为社会制度对艺术家有“表达自由”的法律保障,各美术馆也是自主决定自己的展览而不是服从于一个文化部,并用展览的“事先审查”规定去禁止一些展览,如果社会在这种文化强权下,不可能培养起艺术家对自我权利的维护的概念,有的只能是自我审查,看有没有什么地方会在审查时通不过,久而久之,做出来的全部是不审查也能通过的展览。

  结语:“陈履生问题”

  我现在就可以说这样一个结论了:现在的陈履生作为一个问题存在于中国的艺术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所以他对艺术的危害远远超过有些艺术家的不“正义”或者不“善”的行为,不善的艺术家就像一碗饭中掉进的一只苍蝇,而言论行政化违法的结果就像是端着一碗全部用苍蝇做的饭给大家吃。陈履生用体制去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而又侵犯了整个自由社会和法律体制的建设方向。所以我们说,在行为艺术领域,从学术批评的角度建立一种有效的批评,可以使行为艺术得到学术的发展,而陈履生,非学术而让非学术观点行政化的做法,使他只能被归为民主进程中的有害人物,他的这种有害性的一日存在,那么艺术的民主进程就一日实现不了。所以“陈履生问题”的出现也在提醒着艺术家,艺术发展到了当代,不但是其表达方式完全不同于以往,而且艺术与法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艺术家在从事艺术创作和展览的时候,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受来自违法行政的侵犯已经成为了艺术家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现在这种艺术家的权利很容易就受到侵犯的时期,这也应该是艺术家工作的一部分——共同去抵制来自于权力机构的对艺术自由权利的侵犯和不停地争取艺术的“表达自由”的权利(注72),只要“陈履生问题”仍然存在。

(责任编辑:张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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