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眼中，王华祥就是一个“另类”，他说的很多话、他做的很多事情皆是如此。或许这正是他的性格，或许这也是他的方式。反正他就是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个性张扬。他的艺术也是如此。事实是王华祥并不在乎别人在做什么，别人在说什么，更不会在乎别人会对他所说的、所做的会说什么、做什么。在他看来，当代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此时此刻的“不合时宜”，就像生活中的王华祥的“另类”。从这个意义而言，王华祥将自己的生活也“当代艺术化”了。 　　与评论王华祥的那些艰涩文本所不同的是，艺术家明确而自醒地提出了所谓“周边”的自我定义。而在我看来，“周边”的自我定义与“另类”的他人命名的确是有所不同的。“另类”，似乎更具有明显的“否定性”，而“否定性”以及由此生成出的“分解性力量”，往往强行割裂彼此间应有的联结，或坚定不移地趋向于“另类”的塑造，“以至于‘否定性’不再是一种媒介，而是一种隐藏的‘暴力’”。“周边”，虽然仍是强调了某种的差异，但“周边”并不全然是对“否定性”的刻意彰显，它是矛盾性的产物，是差异性的显现，是一种强调矛盾取向和文化差异的“区隔”意识的外化流露。如果说90年代王华祥提出的“将错就错”是对“所谓的传统或那些权威”的极力否定，而创立“飞地艺术坊”时提出的“在写实的周边”则是“对于传统的重新确认和重新的实践”，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王华祥，确实已经完成了从“另类”中脱逸而出的转型与跨越。 　　毋庸置疑，“周边”的意义并非纯然是身份确定性的意涵，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拓展空间的功能性概念，王华祥通过这个概念而作用于艺术观念的重塑和文化阐释的更新。事实是“周边”为理解当代艺术领域的传承与变异之创作心理的或文化的结构提供了某种动态的模式，进而将个体的创作和自我的疆界绎解还原为多变的、动态的、不断的解构和不断的建构的过程。而在另一方面，王华祥的具体实践又往往在自我与他者或自我与文化背景的疆界间不断地再跨越与再描绘。因此，他的作品既是过程化的结论，又是相异文化规则所共同作用的空间，它允许不同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想乃至文化痕迹的彼此交锋，并在受控于自我创作的前提下将其引申为“日常性的谈判”，呈现出了更多的变通性和实验性。如果创作者有意愿的话，它也会有机地转化为富有创新力的空间，“对于传统的重新确认和重新的实践”使得文化传统在其中展现变异或变化而获得更新。 　　如果我们承认王华祥的艺术能够贡献于文化的变化和更新，那么我们同时也可以认识到其艺术所包含着的某种性质独特的文化经验方式。它不仅传递出有关个体创作生命的情感结构，以及那些推动、激发乃至支配这些创作生命的无意识的精神基础，而且也传达出隐藏于社会表象之下的观点意见与意识形态。事实是当代艺术的敏感度即在于此，也就是说当代艺术“既反映了社会文化交际的显意识形式与方式，也同等程度地反映出远远超过于我们承认的文化的潜意识”。所以，王华祥的创作似乎印证了当代艺术媒介着不同文化间的艺术性相遇的使命责任，同时也以个人性的经验方式对于文化经验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进行多层面的实验性处理。 　　由此，王华祥通过自己的创作也赋予其的“周边”以更复杂的意义：独立而批评性地重估他者甚至自己所由出的文化，经受着过去记忆的负重和压力又设计着能够影响未来的蓝图。而面对这些作品，观者应该有机会摆脱那种透过文化与惯例来体验艺术的习见，以及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令人怀疑的文化价值，从而激发自由、新鲜及全新体验的欲望，正确地感知生活时代的真正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