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我们讨论现代水墨或者是实验水墨，或者是其它方式的水墨，讨论的理论向度主要集中在风格和美学，同时也集中在文化问题的讨论。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无疑是90年代水墨最精彩的部分。 但我们现在再用纯粹风格、美学的方式，或者是文化问题的方式，来讨论水墨的实验，很显然这个理论框架是太狭窄了。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我希望在另外一个理论框架，就是在图像科学，或者是图像研究这个领域对它的实验进行分析。而且我想图像科学在西方当然是艺术史传统当中的分支，在中国还没有被充分运用到艺术史中，或者是艺术批评，更进一步说，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内在问题当中。从这个起点开始，这一年时间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把水墨问题纳入到图像科学研究的范围内。

　　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背景，我们原来解释框架，解释中国文化和中国水墨在世界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位置，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它者，因为在近代以后西方是主流的，或者是中心的。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属于西方中心到全球化过程，这个按汉斯•贝尔廷的说法，我们的艺术已经由世界主义或者是世界艺术变成了一个全球艺术，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原来的中心和边缘的界限开始模糊了。这个是对水墨问题重新思考的第一个点，就是原来那种它者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松散了，或者开始分化了。特别随着中国的世界文化体，中国四大世界文化体，它的重新更新，产生过非常多的全球化问题。这几年，再严格讲就这四五年的时间，在世界所有研讨会都会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不再作为它者或者是文化的边缘进行讨论。

　　第二个是图像和泛图像化，所谓图像时代的，和电子媒介的产生，以及和生物技术的产生，随之而来，西方理论界讲的图像的转向，当然这种转向从哲学上讲，它可以是追述到海德格尔，世界的存在，图像化的理论设想。到现在关于图像转向在哲学界或者在其它的领域已经变成非常时髦的词，就是人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到底是用文字还是用图像，这个转化是我们研究图像科学的另一个背景。 因为我们的水墨画跟所有其他的类型一样，已经进入到一个电子图像的阅读时代，这个是我所讨论的问题的第二个背景。

　　第三个背景是中国艺术和文化主体性的中心建设，我们知道西方整个后现代的主要工作是解构西方的历史的主体性，就是用断裂的历史代替所谓延续性的发展历史。因为中国现在的文化，经过了近代的断裂，存在了新的问题，怎么样找到中国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的主体性。这个问题跟西方刚好相反，西方要解剖他们的主体性，我们要建立一种主体性。当然这个主体性不能建设在文化乌托邦，或者是单纯的文化目标上，一定要对所有的图像基本的来源、理论形态进行一些分析，所以这个也是水墨能不能成为建立中国艺术主体性中的一个元素，怎么建立，不能以80年代纯粹文化的方式来建立，这个也要求我们重新用图像研究的方式来看待。

　　这三个大的背景构成了我觉得是水墨画的新问题。